无寸铁。
    然后，这里掀起了一股投笔从戎的热潮，同学们纷纷报名服务军旅。
    这又让我想到了我的大哥和沈以诲。
    此时此刻，他们在哪里，他们还好吗。
    长沙的未来不明朗，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战火，会真正蔓延到这里。
    虽然暂时没有大规模的硝烟，但是，当时，很多人都觉得，长沙，将是今后日方重点进攻的目标。
    再后来，经过慎重考虑，经过“留长沙还是去云南”的艰难抉择，我们，又要迁校了。
    炮火之中，学校仅仅在长沙停留了四个月的时间，就再次被迫转移。
    正如校歌中的那一句“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我们不信，偌大的中国，竟找不到一处让我们安放书桌的地方。
    1938年1月20日，我又开始放寒假，这是学校常委会做出的决议。下学期，我们将在昆明上课，师生要在3月15日之前赶往昆明报到。
    那又是一次兵荒马乱，因为，迁校，远远不止一句话那么简单。
    2月中旬，学校开始迁往昆明。
    根据老师和学生们的身体状况和经济状况，我们分海、陆两路，分别由三条路线前往昆明。
    其中，有一路最为人津津乐道。这一路，由体格健壮、身体素质极强、愿意步行入滇的师生组成，后来被称为“湘黔滇旅行团”，而且，实行军事化管理。
    这次，我想挑战自己。
    于是，我和班里的几个男同学一起报名。
    这其中，有兄弟二人，年纪相差一岁多。
    戴家老大很容易就通过了体检，老二第一次体检的时候，由于过分紧张，脉搏跳得很快，超出平均水平很多。
    考虑到路上医疗条件太差，医生建议他不要参加。但戴老二不甘心，申请了复查，后来终于通过，如愿成了步行团一员。
    只是，我没能通过体检，医生看了看我的样子，很平静地说，“姑娘，你还在坐车吧。”
    我只能无奈地告别步行团。
    其实，所有女生，都是坐车的。
    2月19日下午，在长沙圣经学院操场举行简单的开拔仪式后，由学生、教师、医生、临时招募的雇工335人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正式出发。
    原东北军师长，中将参议黄师岳担任旅行团的团长。
    学生们一律穿军装、打绑腿，背着干粮袋、水壶和雨伞。还好，行李是由汽车运送，全当是生存训练。
    出发前，全体队员注射了防疫针。
    当我们终于再一次相见的时候，戴家兄弟显得很兴奋。他们说，步行团共编成3个大队，18个小分队。他们二人在二大队二中队六分队，老大还是小分队队长。
    除了学生，自愿步行赴滇的，还有11位教师，他们组成了湘黔滇旅行团辅导团。
    这其中，有南开大学教务长黄钰生教授，他也是辅导团的主席。还有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曾昭抡，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闻一多、教员许维遹、助教李嘉言，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李继侗、助教吴征镒、毛应斗、郭海峰，清华大学地学系教授袁复礼、助教王钟山。
    这一路，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都经历了很多艰难。
    剩下的没有参加旅行团的师生，我们由另外两路入滇：一路经粤汉铁路经广州、香港，过安南进入云南，这一路，由樊际昌、梅美德和钟书箴带领，这其中，包括教师及家属、体弱不适步行的男生和全体女生，共计600多人。
    另外一路，乘汽车沿湘桂公路经桂林、柳州、南宁，过安南入云南，里面包括了陈岱孙、朱自清、冯友兰、郑昕、钱穆等十余名教授。
    最终，愿意赴滇的学生共878人，其中，步行团284人，后有学生加入，共288人。
    湘黔滇旅行团路上的故事，我们都是听戴家兄弟说的。
    他们说，那是一次极为难忘的体验。
    “我们从长沙经益阳、常德、桃园、芷江、晃县，贵州玉屏、贵阳、镇宁、平彝，最后到达昆明。这一路上，正如闻一多教授所说的，“既得经验，又可以省钱”，戴家兄弟显得很兴奋。
    “你知道路上什么鞋最好穿吗？布鞋吗？当然，肯定不是皮鞋和胶鞋。但，布鞋也不是最好的选择。一直到了路上，我们才发现，原来，草鞋竟然是最合适的。为什么，脚上穿一双，腰间还可以再别一双。一天穿烂了，换下来，沿途几个铜板就可以买到新的。不过，因为不适应，头几天的时候，脚都起泡，几天以后才可以走得很快。”戴家兄弟边说边笑。
    “我们本来是早上五点起床，把铺盖打好运到卡车上，卡车先到，可以提前准备食宿，到达后又能返回接送走不动的伤病员。但是，我们的团长不懂时差啊，可能是地理没学好，从长沙到昆明有一小时的时差，但他坚持以自己的老怀表为准，于是，我们四点就得起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