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羡慕地看着他们，并不拆穿他们孩子气的贫嘴。我们越聊越投缘，甚至，就连我那久已不用的乡音都冒出来，再次支配起我的舌头。不一会儿，我便也嘛啊，嘛啊地开起玩笑。这时候再叫人回去听学术话语便成了酷刑，我们一致同意，干脆出去找地儿坐下来吃饭，喝酒。
    我们走出了学校。他们没有半点要奉承我的意思，自顾自走在我头里，两个人肩并着肩，孟时雨话多而密，叽叽咕咕，贫起来没完没了；陈献云则是见缝插针，在一片绵软的“是吗”，“可说”，“原来如此”中不时刺出一根针，一句话便能戳破孟时雨话里快活的小气泡。我几乎能想象出这两个人穿着校服走在滨江道的样子，孟时雨大概是连校服拉链都不拉的那类学生，敞着怀，露出里面花里胡哨的T恤，手里举着炸鸡排或是蛋筒，书包只背一个肩带，吊儿郎当地，边走还边踢易拉罐。至于陈献云，大约是规规矩矩地穿着全套校服，规规矩矩地背著书包，规规矩矩地走着路。但好学生会放学就逛滨江道么？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觉得陈献云会陪孟时雨一起在午休时晃在操场上，放学又一块儿压马路。他们看起来这样亲，但凡孟时雨买了一枝糖堆儿，总有两三颗红果得进了陈献云的肚子。在我的虚构中，他们就是这样的关系。
    我想得大概有些太过入神，以至于陈献云只好拉住孟时雨，停下脚步来等我。他亲切而柔和的目光叫我浑身不自在起来——男性长辈的角色我几乎没有扮演过，但面对这样来自故乡的年轻朋友，叫人又不能不勉强支棱起著名作家的的派头。我回忆着别人的做派，扬言说要请客，陈献云笑着推辞，倒是孟时雨，也不和我客气，随手在路边挑了一家吃海鲜的餐厅。
    海外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坐在一起，好像不谈论政治就吃不下饭，喝不了酒。什么民运人士啊，政治异见者啊，仿佛人人都被国安抓进去过，但他们又或者支持川普，或者支持哈耶克。
    幸好孟时雨似乎对政治完全不感兴趣（我是从他的衣着看出来的），而陈献云又惯爱迁就着他。于是我们默契地绕过了宪法啊运动啊一类的话题，我讲了些文坛上的八卦，然后言语便一路向着东方奔去，直奔进天津市里。他们听说我久未回国，忙叽叽喳喳地讲这些年的变化，什么老城拆迁，海河治理，还有细细碎碎的早点价格，花鸟鱼虫，说相声的谁谁谁老了退了，老城里的钙奶汤圆搬去了何处。
    我们尽情地怀旧，躲进温暖的回忆，时间往回一直流，流到梦一样不真实的过去。
    或许我到底老了，一个不留神，便讲出一句陈词滥调：“你们年轻一代到底比我们幸福。”
    “我们幸福？”孟时雨冷笑了一声，“物质上或许吧，我承认，我没饿过肚子，也没受过冻。但要说幸福，那可不见得。”
    他的语气那样尖刻，让我不由得好奇起来，“人想要获得完全的幸福，当然很难，”我说，“但要说不幸，你们90后的不幸能有什么？爱情上的挫折，再不就是学业上的压力。网上不是说，你们是随着国家崛起的一代，是享受到经济腾飞红利的一代。”
    孟时雨大声说：“那您呢？您这一代人，大概早年在物质上稍稍吃了点苦，但你们至少还上过广场，还做过些民主自由的美梦。我们……嗨，算了，您不在国内也不明白。”
    “说吧，”我恳求道，“说下去。”
    孟时雨却不说话了，一个劲挤柠檬。
    “不如这样，”白葡萄酒的酒精比我想的要强烈，它偷偷解开了我那件名为成熟大人的戏服扣子，“事实胜于雄辩，我们一人说一个不幸的事。”
    孟时雨撇了撇嘴。
    陈献云切了口龙虾，咽净了，放下刀叉。他开口笑着打破了冷场：“那我先来？”
    “我就说个不幸的爱情吧。我年纪小，到现在也才交往过一个对象。他比我年长很多，成熟又有见识，而且他对我很好，有时候简直像宠爱一个孩子，无论我想做什么他都不反对，如果我真的想要天上的星星，”陈献云顿了顿，自嘲地扯了扯嘴角，“说不定他会冠名一颗给我。”
    “只是有一点——他不止对我一个人这样好。今天张三明天李四后天王二麻子，没完没了，来者不拒。”
    “我刚发现时，气得想死，但他说，哎呀，宝贝，年轻人不要老古董，老封建，这都正常的。我也搞不明白，这哪里正常了？他就给我举例，这个总那个总，谁不是养一大堆人。又不是当真要谈恋爱，他说我实在没必要较真。”
    “我有时气得狠了，夜里躺在他旁边，甚至想一刀捅死他算完。我就不明白，要是人人都和我一个想法——‘大不了一命换一命’——他们怎么敢随随便便和这么多人睡一个枕头。他们不怕吗？我真不明白。”
    他的声音渐渐听不到了，我仿佛看到他那双漂亮的桃花眼红了起来，他低下了头。
    “这还不是因为你没动手嘛，”孟时雨叹了口气，把几乎熄灭的话题又吹着起来，“要我说，暴力革命就是最好的。”
    “行，我等你哪天付诸行动，我就下手。”陈献云没好气地说，他再抬起头，脸上又是春水一样温和。
    “轮到我了，”孟时雨放下生蚝，开言说道，“我呢，我不幸的原因都是我老生气，哎呀，忍不住。”
    “有一回，我们学校要新建一栋教学楼。他们工期太急，太紧，您知道，北京的夏天又热得不行，快封顶时，有个河南来的师傅，才收工回到集装箱宿舍，就猝死了。工头说不是死在工地的，不算工伤，就是不赔钱。我们一些学生听说了，就讲这样怎么行，太欺负人了。然后是他——”他指了指陈献云，“挑头说要帮忙维权。”
    “我们又是找法律系的老师，又是找社工专业的老师，联系媒体，联系学校，折腾半天，一点用没有。后来，我们就想，嘿，去他的吧，咱就中国特色，拉横幅，写大字报，闹事谁不会呢？”
    “当然后来我们才知道，闹事也是技术活。不过这也不重要啦，反正我们就举着牌子跑到这个建筑公司的大楼前头去。结果还好，我们毕竟是名校，他们顾虑着影响不好，虽然还是没鉴定成工伤，到底庭外和解，让河南师傅家里拿了钱赔偿。”
    “可是您猜怎么着，那个公司老板就记住了我。可能是我太优秀了……人群里最闪亮的崽。”他开了个玩笑，“后来我去酒吧，正好碰见他，他就找人把我揍了一顿，打折了左面这条腿。不过我家普通市民，能有什么办法……本来我妈还不太乐意我留学，天津人嘛，去北京已经算去外国了，去发国可还行？结果出了这档子事，她天天就在家看机票，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