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鸽子都不见了，Bolya不知道它们去了哪里，是预感到巢穴要被拆除就先一步离去了吗？还是因为太伤心，以至于不愿意停驻。
    Cgt的干部还在苦口婆心，Bolya再也听不下去，事情明摆着了，要么拿钱走人，从此在圣丹尼省过那种在失业和零工之间朝不保夕的日子，要么坚持下去，争取一个自由民主的工厂在这片被人看不起的郊区道成肉身。
    但革命不是发生在贫苦的俄罗斯吗？耶稣不也是生在马槽里吗？难道他竟生在王宫大殿？为什么圣丹尼就不能有一个工人当家做主的合作社工厂？为什么。
    Bolya拨开人群走上前，抢下了干部的话筒。他拿着那个红色的塑料话筒，一时又有点无措。工人们呈半圆形围着他，大家面面相觑。Bolya想，原来在人前做演讲这样难，他忽然想起那些随时随地都能组织起漂亮的词藻的人，比如说总统先生，国务秘书，之前来和他们谈判的EM集团的经理，他们的工会干部……甚至孟时雨，他们都在学校学习过怎么说话。在现代社会，说话不再是人类的本能。（罗马帝国时期也不是。）
    “勇敢点小伙子！”这时有个胖女士忽然喊了一嗓子，Bolya认识她，每次开会，她都从家里带来自己摊的可丽饼和Nutella——她是个布列塔尼人，老家的海鲜厂早早就倒了闭，老板宁愿把布列塔尼的鱼运到中国加工，再卖回巴黎。
    “我们……”Bolya做了个深呼吸，他的嘴唇紧张得都发起抖，嗓子紧得仿佛吃了三勺咸盐，“我们不能拿钱。”
    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如果我们停止占领，拿了钱，然后呢？三万欧看起来很多，但一年之后呢？两年之后呢？怎么办！我们又不是明年退休——你们难道没听说，我们可能以后还要延长退休的年限。”
    “他们承诺会继续雇佣我们。”工会的人着急抢话。
    “开玩笑，”Bolya挥了挥手，“他们只雇佣十分之一的人！这说明什么？说明这是他们的战术，目的是让我们就此分裂开来！会不会有人想，我先投降，我先拿钱，我先得到工作？同志们，我们能出卖自己人吗？”
    工人们爆发出嘘声，“绝不”，他们说。“不要相信中国老板！”有人在下面喊，同时也有人小声说，“得了吧，我看法国老板也不能相信。”
    工会的人急了眼：“不要做梦了！这是三万块钱，三万！你这辈子银行账户里都没这么多钱，谁知道我们继续占领下去，他们会不会调低补偿。这是我们能争取到的最好的结果了，同志们，这个结果是你们辛苦占领一年后该得的！”
    “又来了，难道我们参加工会就是为了在被开除时多拿点钱？那你们和保险公司还有什么区别，不，工会不是做这个的！”
    Bolya接下这句话的尾巴，“没错，我们不要钱，我们要的只是工作，只有合作社。我们从一开始就说好了，要合作社！”
    “来让我们去直接告诉老板吧，我们要合作社。”穿XL码的布列塔尼女人撸起袖子，挥了挥拳头，她喊道，“我们得强硬点。”
    一个年轻的工人笑道：“妈的，你一个人就能榨干这群老板！”
    “还记得法国区的那个执行总裁？看他瘦的……”
    “应该揍他们一顿！”
    “踢老板的屁股！”
    “冷静点朋友们！”工会的人坚持不懈，“我们反对暴力！你们不明白打人的后果吗？那样民众将不再支持我们！”
    “随便吧！”有人喊道，“我受够了！警察打我时巴黎人怎么没把警察局掀掉？因为我穿着工装而老板是穿西装的吗？”
    Bolya说，可能因为他们的西装特别贵。
    所有人都笑了。动议被阻止，他们宣布散会。
    但第二天，有人在工会办公室外面的布告栏里贴了传单：《我不想白白失去三万欧，我需要钱来还债》。
    他们再一次AG，所有人都投了票，支持继续占领的人多过想拿钱的，但也没有了不得的优势。他们最终和工会的人妥协出一个结果，工人代表们又一次出发，到巴黎城里。但他们在经济部吃了闭门羹。
    接待的小公务员说国务秘书不在，部长也不在。谁都不在。工人们说好啊，那我们在这里等。Bolya就和同事们坐到路边，一条观光船从塞纳河上开过去了，又一条小艇从河上开过去了……他忽然想到，国家图书馆就在河对岸，孟时雨大概正坐在里面，东摸摸西摸摸地写着他的论文。
    孟时雨和Bolya讲过自己和季鸣则的关系，他说自己可能没办法修理好这个老板的脑子。孟时雨说话时整个人像朵缺水的玫瑰，蔫在Bolya身上，Bolya心疼得亲到他的眉心，说这又不是你的错。孟时雨就捂住眼睛，不去看Bolya，他说：“其实我还可以做的更多，但我没办法跑过去和他讲，‘亲爱的前男友，除非你撤资，我才和你复合’…… ”
    Bolya听了，小心翼翼地把孟时雨的手指从眼睛上拉开，孟时雨睁开了一下眼睛，又马上闭上。他说干嘛干嘛，我不能不好意思吗？
    Bolya说：“我亲爱的，你能不能实话告诉我，你还爱他吗？你帮助我们，有没有……哪怕百分之一，是为了向这个人报复？”
    孟时雨睁开了眼睛。Bolya看到自己倒映在清澈的黑色的瞳仁上，那里面没有矫饰，没有迷惘：“如果我还爱他，我为什么要复仇？这不是复仇。建立一个工人合作社，我认为是对的，是你们最好的解决方案——这比让什么人吃瘪重要得多。”
    天黑了。所有人都又饿又冷，工会的代表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叔，已经气得或懂得发抖。Bolya记得就是这个人，平时三句话不离“谈判”，工人们私下说他只会在圆桌上接受老板的所有提议，然后拿着新的条款回来宣布胜利：我们每个月将多拿3欧。他掏了掏口袋，用最后的硬币去买了个热可丽饼，递给工会干部，“您懂了吧，”Bolya说，“不要做梦了，现在是决战。”
    回程的路上，Bolya又想到了孟时雨，他觉得整个事情都那么好笑。虽然他们被政府抛弃了，虽然他们连自己集团的高层都见不到，但他，一个刚果来的移民，一个失业的工人，一个上街示威的不稳定因素，竟然偏偏见到了买方的最高层。
    他忽然有了一个大胆的主意。
    Bolya对于鸟类的观察受启发于Forja汽车零部件厂的工人。
    AG:Assemblee generale，群众大会。
    第16章
    Bolya给孟时雨讲了厂里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