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弟弟妹妹身上。
    至于我，我的父母大抵已经对我彻底失望了，他们对我的要求一再降低，最后跟我说，“我们对你没别的要求，在学校消停点，别让我们跟着你丢人了。”
    比这更伤人的话，我又不是没听过。这个等级的攻击力，在我这里简直放不上台面。
    亲爱的读者们，你们是不是感觉我脸皮特厚？我将我的“不知羞耻”，归结于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我寻死觅活，或是云淡风轻，它们都在那里。我又何必矫情？
    我在这样一个垃圾高中读书，就像被蒙住眼睛放到了迷宫里。因为没有参照物，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走了多远，我能做的只是拼了命地向前冲。我们那所垃圾高中的所有老师都认识我，认识我的原因除了贴吧里的花边新闻，还有我的“学霸”身份。——之所以要给“学霸”两个字打引号，并不是因为谦虚使人进步的伟大教导，而是因为“学霸”两个字放到我们学校任何一个学生身上都会变成笑话。
    我是我们学校板上钉钉的第一名，每次考试都落下第二名二百多分，可是我从来不敢拿着这个名次在父母面前招摇，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也不看看自己学校是个什么水平！”。这句话说的……我深以为然。
    老师
    高三上学期，我们班原来的数学休产假，我们班的数学老师换成了崔老师。在我前二十多年的生命中，出现过两个贵人。一个是江导，另一个就是崔老师。
    崔老师带我们班的时候，刚刚生完宝宝。也或许是这个缘故，崔老师浑身散发着母性的光辉。这种母性的光辉，崔老师尤其不吝于给我。
    几乎每次上课她都会叫我起来回答问题，我回答问题的时候她会温柔地看着我，笑眼弯弯；几乎每次上完课她都会来到我的课桌旁，耐心地问我听懂了没，语气友善；如果数学课被安排在了早上第一节，崔老师甚至会带一份早餐给我，那是她亲手做的三明治……
    我就像一株生长在阴沟里的向日葵，已经太久没见过太阳了。就在我以为自己的世界注定黑暗的时候，一束光突然穿过茫茫人海照到了我身上。崔老师展示出来的善良太过诱人，而我却在迟疑，迟疑着我是否可以相信她的友善。
    我怕自己的不堪弄脏了她的善良，更怕她的善良辜负了我的期待。
    于是，我执拗地拒绝着崔老师的示好，故意在她提问我的时候站起来冷冰冰地说不会，故意在她耐心找我谈心的时候一言不发，甚至故意在她给我送早餐的时候面无表情地说，“我最讨厌吃三明治。”
    我盼着，她能收起她的同情，收起她的期待，收起她的善良，露出可憎的“本来面目”。可是，她没有。她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无理取闹的孩子，怜悯中还夹着刺眼的心疼。这种眼神让我忧伤，比一记耳光更让我难过。
    从小到大，我对老师一向敬而远之。当然，这和我小时候遇到的老师有关。我的小学是在我们的乡镇小学读的。数学老师叫周晓娟，语文老师叫侯爱君。与其说我忘不了这两位老师，倒不如说我忘不了她们相互拆台的样子。
    她们抢自习课、抢办公室、抢课代表，甚至抢着拉拢好学生。我们夹在这两股势力之间，苦不堪言。语文老师会偷偷收钱帮我们买练习册，收完钱一准儿会嘱咐一句：“别跟你们数学老师讲，不然她跟风给你们买数学练习册，到时候你们作业可就多了”。
    语文老师不嘱咐倒还好，她这么一嘱咐，便总有些煽风点火的孩子特地跑到数学老师那里卖忠心。数学老师在班里向来以班主任自居，这个时候便会气冲冲地找语文老师理论，最后闹得不可开交，脸红脖子粗。
    记忆里，侯老师和周老师倒是和睦过一次。那个时候，县里每年都会评一次“优秀教师”。公平起见，那些“优秀教师”候选人会被随机分配到乡里的一所学校，给一群陌生的学生讲课。那些评课的领导会根据课堂的效果，决定这名老师是否当选。
    那天要来我们学校参加评讲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女老师。这个老师从师范大学毕业没多久，年轻又漂亮。那个时候我们三年级，对这样一位从天而降的美女老师充满向往，一张张稚嫩的小脸上写满了期待，个个摩拳擦掌想要在这位新老师面前好好表现一番。
    很可惜，我们的摩拳擦掌并没有派上用场。讲课前夕，数学老师和语文老师携手给我们开了一个临时班会，她们相视一笑，然后向我们传达了班会的旨意。班会的旨意简单明确：她们两个没成“优秀教师”是因为她们老实不会送礼，这个老师没什么真本事，就是会送礼。言下之意就是，你们别配合那个参加评课的老师。
    事实证明，她们的预防针不是白打的。第二天，任凭那个女老师怎样热情地和我们互动，我们始终埋着头一言不发。我亲眼看着那个老师脸上的热情渐渐冷却，脸上的镇静在一片死一般的沉默中土崩瓦解。或许是我眼中稚嫩的怜悯惊扰了她，于是，她用手轻轻指着我，拖着浓浓的鼻音说道：“这位同学，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