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的门边上，说：“陈萍啊，你是不是中邪了，你昨天晚上走夜路，又见血。”
    “没有，妈，我不是因为这个。”陈萍不愿意跟着婆婆整天迷信鬼神，她更不能理解一个当过职员的人为什么会如此腐朽，可夏玉兰的确是关心她，因此陈萍就勉强张嘴应了两句。
    林海也坐在床上，他穿着套格子睡衣，无奈又困惑地看向妻子，他攥住了她的手，深邃的眼里充斥着担忧。
    林海的小儿子林建安还在睡懒觉，大概要睡到上午十点多去。
    冰箱里什么新鲜食材也没有，以往，陈萍总会时刻准备很多蔬菜和肉在家；林思阳找了最后的几颗鸡蛋出来，丢进滚烫的开水锅里，煮。
    他最终还是咬着牙进小侄子的房间，连拖带哄地把人家拽起来，林建安放学从来不带作业，瘪瘪的书包搁在椅子上，书桌乱成了鸟窝。
    “起来，跟我买东西去，起来收拾你屋。你妈心情不好，你躺着找打是吧。”林思阳说着，揪住了林建安的脚腕，而后将塑胶拖鞋套在他脚上，催他下床来。
    小孩子也就十三岁刚过，念书迟所以刚升六年级，他一头短发睡得杂乱，瘦削的身体上搭着件涂鸦背心，他眯着眼睛骂林思阳：“你别管我！”
    林思阳说：“不跟我去就甭吃早餐了，冰箱里什么也不剩。”
    他突然记起锅里还煮着鸡蛋，于是又慌忙离开林建安的屋子，穿过客厅，冲到了厨房里。
    夏玉兰拎了篮子，她穿好一件黑色丝质的长裙，齐耳卷发梳得整整齐齐，她已经五十八岁，比丈夫林新国年轻五六岁，她生了三个儿女，林思阳最小，毕业才一年，林海出生在夏玉兰十六岁那年；老夫妇俩唯一的女儿叫林秀，三十五岁，未婚，是个画家。
    屋外居然下起了雨，在风里斜飞过来，砸在了玻璃窗上，夏玉兰又回屋去，找了件白色盘扣立领的外套穿。
    终究没跟着林思阳出门，林建安去屋里陪妈妈，结果被催促着写作业去，他还是往常那样嘴甜，脸贴着陈萍的胳膊，说：“妈妈，别生气妈妈。”
    陈萍没心思和他玩闹，烦躁地摆摆手，说：“你出去吧，去厨房给你奶奶帮忙。”
    “我奶奶和小叔去菜市场了，家里没菜了，肉也没了。”林建安小声嚷嚷着，站了起来，他准备退出房间去。
    陈萍生气得皱眉，泪从眼眶深处滚落，她看了儿子一眼，说：“我歇一天这日子就过不成了是不是？剧团散了，我心里难受着呢。”
    “怎么着就散了？”林海惊讶，即便那剧团在很久之前就营业不下去，可毕竟是陈萍多年来的精神归宿，这消息还是有些突兀的。
    陈萍咬了咬牙，接过林海递来的纸巾，她抽噎着，说：“就各奔东西地散了啊，戏也唱不成了。”
    陈萍曾经大概是天生的花旦，扮相又美艳正派，那时候从戏校毕业，在艺术团混得风生水起，大概每天都有人送东西送花儿。西装革履的男士总要来听陈萍的戏，然后托关系请求约会，可陈萍从来没答应过。
    结婚之后，陈萍不再活跃于舞台，她怀孕生产花去一年的时间，女儿林建宁出生的时候，全家人住三院大院的房子，林思阳那时候才四岁。
    后来陈萍辞职离开了早年的艺术团，她成了名副其实的家庭主妇，在家洗衣服烧饭，把大部分的时间分配给亲情和爱情；女儿慢慢长大，六年，陈萍和林海，拥有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林建安。
    林建安在爷爷奶奶的溺爱中成长，开朗又嘴甜，他小时候黏人，可姐姐林建宁不和他玩；她只喜欢整天抱着书刷理科习题，一年前拿到了重点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在北京求学。
    要说玩儿，林思阳才是林建安在这个家里唯一的伙伴，可林思阳成了民意中学的老师，林建安突然就很憷，他剩一年就升学，大概是要进民意中学的，他全家，四个人就毕业于民意中学。
    陈萍是十年前进京剧团的，她因为家庭事务的庸碌单调而变得沉默，将对京剧的爱藏在心里很久，最后诊断出了中度抑郁症，医生建议她寻找乐趣，陈萍在房间里思虑了一宿，她眼睛明亮了，对林海说：“我要重新去表演，去唱戏，去舞台上。”
    于是，这家私营的京剧团聘用了陈萍，她又重新扮上，登台，唱了最拿手的一出《红娘》。
    陈萍的心间，有过更大的台子，她总是惋惜道：“要是没有在家带你们姐俩，我说不定已经进了国家京剧院，我成了名角儿。”
    林建宁往往不说话，林建安有时候会扯着陈萍的衣襟，说：“那谁当我们妈啊，妈你不要我俩了么？”
    “怎么能不要你俩，哎，你俩是我爷爷。”陈萍也往往一秒钟满足于现实，有地儿唱戏，房子足够大了，地段也好，一家人赚钱养家养孩子，老公贴心，儿女双全。
    可这下子，京剧团垮了，陈萍像是被抽了筋骨的草，像是脱水飘零的花，她连早饭也不煮了，素颜坐在床尾，低着头哭。
    林海说：“哭吧哭吧，哭完了就好了。”
    林建
    脸红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