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住喀什噶尔宾馆，访问上海援疆指挥部。下午，依次去香妃墓、高台民居、艾提尕尔清真寺。黄昏，清真寺旁的维吾尔乐器店，我花七百块买了把热瓦甫。不饰雕琢的老琴，声音倒是清亮通透，轻轻弹拨竟有古典吉他的各种音色。做琴的维吾尔老师傅帮我弹奏一曲，不少人围观，我们一起吃西瓜，其乐融融。
    可惜，行程只安排喀什市区。叶萧的父母，我的姑姑和姑夫，至今仍住在喀什远郊的农三师。我给叶萧打了电话，他让我不必去探望了。
    新疆时间比北京时间晚得多，八九点太阳才下山，晚餐后已是深夜十点半。
    喀什的夜。
    很想出去走走，我打电话给同行的甫跃辉。他是云南人，小我几岁，《上海文学》的编辑，棒棒哒的小说家。他的胆子不小，跟我一样跃跃欲试。
    结伴走出喀什噶尔宾馆，门口几个保安站岗，用诧异眼神看着我俩——要知道一个半月前，新闻联播里那起严重暴恐事件，就发生在喀什地区。
    我和甫跃辉也是蛮拼的了，决定步行前往喀什市中心，距离大约两三公里。刚出宾馆那条路，稍嫌荒凉，无甚人家，惟树丛高墙。维吾尔男人们出没，三三两两路边聊天，或骑摩托电动疾驰而过。
    出门前，我发了条微博，无非是白天拍摄的喀什照片，很快有不少评论。有朋友提醒我注意安全，遇到急事呼叫@老榕搭救。好吧，他绝对想不到，我们会在深夜行走在喀什街头。为了不让你们担心，不发微博了。我相信自己逃跑挺快的，抄家伙反抗的能力也是有的，不至于再发生昆明火车站那种事。或许，这是男人渴望冒险的本能。
    拐过一个路口，远远望见亮着彩灯的摩天轮。我喜欢，看过《谋杀似水年华》的懂。
    为了打破紧张的气氛，我想起甫跃辉是云南人，便说，九十年代，有部电视剧很热，叶辛的《孽债》，你肯定知道。讲一群云南孩子到上海，寻找各自爸爸妈妈——都是跟当地人结婚的上海知青，当年为了回上海抛下孩子，留下一笔孽债终究要还的。
    那年头，我们班里有许多回沪知青子女，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同学，大部分来自江西、安徽，也有从更遥远的黑龙江和云南来的。
    至于远到无法想象的新疆，只有一个，她来自喀什。
    她是初一那年来的插班借读生。
    我记得，她有双大眼睛，很长的睫毛，脸颊红扑扑，乌黑长发披到肩上。尚是寒冬，大家裹着厚厚的衣服，她依然显出身材，比别的女孩发育得早。
    班里每个同学都有绰号，她很快有了“古兰丹姆”这个名字。大家先叫她新疆妹，后来学校放了部老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九零后不懂的。
    其实，她是汉族，姓李，叫李晓梦。
    跟许多同学一样，她的父母也是上海知青，到新疆多年早已扎根，便让孩子回来投靠亲戚借读，若运气好还能报上户口。
    她的学习成绩一般，并非不认真听课，而是从新疆转学过来跟不上。她不爱说话，上海话的水平糟糕，普通话都有一股新疆味。她很少跟别人玩——连我这个感觉迟钝的男生，都能看出女生们故意孤立她，大概是她过于漂亮缘故。
    第一个学期，学校春游，在两公里外的长风公园。老师要求每个人表演节目，想到班里有个新疆来的，说她一定会唱新疆歌，跳新疆舞，要是穿上新疆人的衣服裙子，戴上小帽子，肯定很给老师扎台型。
    李晓梦说自己不会唱，更不会跳，从没穿过新疆人的衣服。大家都不相信。她说，如果一定要她上台表演，可以吹笛子，就是江南丝竹的那种。
    可是，我们班已有了一个笛子独奏的节目，那就是我。
    春游那天，长风公园大草坪，少先队员雕像前，我当着全校师生，用笛子吹了一首《婉君》。
    “一个女孩名叫婉君，她的故事耐人追寻，小小新娘，缘定三生，恍然一梦，千古伤心。一个女孩名叫婉君，明眸如水，绿鬓如云，千般恩爱，集于一身，蓦然回首，冷冷清清……”
    说实话，那首琼瑶剧里的曲子，我吹得实在糟糕。可我不知哪来的自信，一点都不怯场，似乎整个公园都传遍我的笛声。
    唯独，在坐满草坪的几百名同学里，当目光扫到我们班的“古兰丹姆”身上，看到她一脸幽怨的表情，就让我立马吹错了两个音。
    “蔡骏，我猜你一定喜欢上了她。”
    二十多年后，遥远的喀什的夜，走在我身边的甫跃辉如是说。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
    经过一座大桥，豁然开朗，桥下是宽阔的东湖，难以想象在这南疆的沙漠中，还会有这么大片的水面。更远处几栋高楼，另一边高台民居。土黄色的千年建筑，倒映水面，穿越的感脚。
    桥上走过几对情侣，一看就是汉人，还有外国游客，我们放心了。
    一路有惊无险。穿过摩天轮下的桥洞，来到喀什人民广场，最醒目是尊毛主席雕像——中国现在仅存的几座广场毛主席像之一。
    深夜，高高的台阶上，坐着两个维吾尔族青年。我和甫跃辉也坐下来，遥望广场对面，类似金水桥的建筑，前头停着一排警车和军车，许多特警正值勤。大街依然车水马龙，只是行人稀少。
    我们坐着聊天。
    在喀什的毛主席像底下，甫跃辉说着靠近缅甸边境的云南农村的种种生活，而我说起刚在《上海文学》发过的一篇小说《北京一夜》——有段情节是我读初中时，不小心碰落块玻璃，从教学楼顶掉到操场，幸运的是没砸到人。
    其实，这件事是真的。
    那块致命的玻璃，几乎砸中操场上的一个女生，就是喀什来的古兰丹姆。玻璃在她脚下砸得粉碎，碎渣布满裤脚管，要是再往前走一步，多半就被砸死，至少也是重伤，乃至植物人。
    从那天起，我对李晓梦总觉得有什么亏欠。
    不久，放学路上，我跟在她背后，想要给她买根盐水棒冰或冰砖，作为玻璃事件的赔礼道歉。她突然回头，瞪圆大眼睛盯着我，却点点头，答应了。
    吃完我请客的棒冰，她才有了表情，说，你的笛子吹得太烂了。
    这是她主动跟我说的第一句话。
    古兰——不，李晓梦，你也会吹吗？
    嗯。
    我想听听。
    晚上来燎原电影院的街心花园吧。
    八点，我从家里溜出来，带着笛子。刚到电影院门口，远远听到笛声。我跟老师学过，知道那是传统曲目。大簇鲜艳绽开的夹竹桃下，“古兰丹姆”李晓梦坐在石墩子上，持着一根大号竹笛，正鼓着腮帮子吹呢。我的耳膜，跟着心里也发潮。这声音起码能传出两站路。
    月光下，她的脸白皙而透明，笛子反手持在背后，如同握着把宝剑，让我想起《书剑恩仇录》的霍青桐，我看的第一部金庸书。
    这回轮到我了，硬着头皮掏出笛子，眼睛一闭吹起《梅花三弄》——对不起，不是传统曲目的《梅花三弄》，而是琼瑶阿姨的电视剧主题曲。
    那年头，许多男生女生都有本小簿子，抄写各种电视剧歌曲。有家《每周广播电视报》，刊载当时热播的电视歌曲的简谱，我把这一小块豆腐干剪下来，天天对着谱子练习。我的水平也仅限于此。
    听我吹完，她笑了。
    咳！我害羞，也暗暗高兴，第一次看到“古兰丹姆”的笑容。
    此后，隔三差五，我们就会来到燎原电影院门口的街心花园，通常在黄昏时分，偶尔也在月夜之下。我吹一首流行歌曲，她吹一首传统曲目。
    她的水平比我好一百倍。《姑苏行》《鹧鸪飞》《牧笛》，个个都醉了，最厉害的是一曲《帕米尔的春天》，让人听得简直灵魂出窍。
    我问她，这笛子是谁教你的？
    李晓梦看着天上新月，淡淡道，我爸爸，他在人民文化宫当音乐老师，我从小在文化宫长大。
    喀什人民文化宫？
    是啊，很漂亮的房子呢，在喀什人民公园里头。
    就像上海的人民公园？
    差不多吧，里头有许多大树，以前还能看到坟墓，比你们上海的还要大。
    你们上海？
    李晓梦不再说下去了，重新举起笛子，吹了一首《鹧鸪飞》。
    这是她最常吹的曲子，每次都会吹一遍，似乎无数飞鸟，惊起黑幽幽的林中，有毒的夹竹桃花蕊，纷纷摇落……以前看笛子谱，说这曲子的意境，来自李白的“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至今唯有鹧鸪飞”。
    而我听“古兰丹姆”的《鹧鸪飞》，却想起“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
    随着她的笛声，想象鹧鸪飞出玉门关，直抵疏勒河，李白出自西域，想必也曾照过喀什的月光。
    然而，我无数次问她关于新疆与喀什的一切，她的回答却不超出喀什人民公园的范围。
    关于她的父母，除了音乐老师，也很少被她提及，更从没听她提起过妈妈，只知道也是个援疆的上海知青。
    五月四日青年节，操场上搭起临时舞台，先是一群女生表演四重唱，接着轮到李晓梦。
    她第一次穿了红色连衣裙，老师给她化了淡妆，画面太美简直不敢看。我和许多男生坐在台下，都流下漫长的口水。
    “古兰丹姆”李晓梦走上舞台，刚刚举起笛子，就发生了意外。
    她的脚下一滑，整个人摔了底朝天，裙底风光都泄露了，这下全校师生哄堂大笑。现在想想，真该挨个拉出去枪毙。
    除了我。
    我很难过，看到她趴在地上起不来，我冲上了舞台。没想到脚底打滑，踩到什么油腻上，果然也摔了个狗啃屎。我和李晓梦倒在舞台上，膝盖和肩膀都摔破了。看到她眼眶里的泪水，还有台下几个笑抽了的女生，我明白了——就是刚才的四重唱，她们下台时悄悄洒了些油在台上，为了让李晓梦当众出丑。
    “听着让人好难受啊。”
    2014年，喀什的深夜，云南人甫跃辉站起来，回头看着毛主席像。
    我也站起来，不想再回忆下去，说，去对面走走吧。
    走过大街，穿过喀什人民广场，回头看着月光下的毛主席像，让人恍惚的画面。几个武警警惕地看着我们。广场上也有些汉族在聊天，两个男人坐在微缩版的“金水桥”上手拉着手。
    我们径直往里走，看到喀什人民公园的牌子。
    要去吗？甫跃辉问我。自治区文联的工作人员，听说我们半夜跑出去，已经急得要命了。
    喀什人民公园？
    1994年，“古兰丹姆”唯一跟我提到过的喀什的地名，如此不真实地扑到眼前。
    于是，我又不得不回忆起她。
    那一年，五四青年节的文艺汇演，她在舞台上摔倒，有条腿严重扭伤，几天不能走路，躺在家里休息。
    我去探望过她一次。她寄居在叔叔家里，楼梯下的亭子间，刚够摆一张床。她的叔叔婶婶还有表妹都住在楼上。
    屋子小到让我抬头就会撞到后脑勺，她说，就坐在我的床上吧。
    我很紧张，却无法抗拒，便坐在她的床沿，这是我第一次坐到女孩子床上。
    床头的墙上，挂着她最喜爱的笛子，也在舞台上摔坏了，裂开一道深深的口子。我帮她用透明胶反复缠绕，但音色已无法恢复。她难过地说，那是爸爸送给她的笛子，在她离开喀什去乌鲁木齐转车往上海的长途汽车站上。
    唯一的床头柜里，她掏出几张发黄的相框。那是1968年，许多上海知青离家远行，胸口戴着大红花，在列车窗口挥手告别，个个意气风发，其中有一个就是她爸爸。
    她说，她爸爸离开上海时，吹了一曲笛子《我们新疆好地方》。在火车站，有不少人听了这首曲子，就主动报名来了新疆。没想到，二十年后，这些人都跟她爸爸成了死敌，说是当年被他骗来了新疆，没想到吃了那么多苦。但，所有人再也回不去了。
    你爸爸回来过吗？
    嗯，半年前，他好不容易回了一趟上海，却跟我叔叔打了一架。叔叔说，能容纳我住下读书已经不错了，怎可能再让我落个上海户口呢？她看了看头顶的天花板，说，他们兄弟打到头破血流。最后，爸爸独自回新疆去了，真想跟他一起回去啊。
    后来，我才明白，这种事情太常见了。当年离家的知识青年，为了给自己或子女赢得一个回城的户口，要征得原籍的兄弟姐妹签字同意，常常因此反目成仇，乃至大打出手，也不乏闹出人命。
    不久以后，学校里又传出一件大事，关于李晓梦。
    大家都在说——古兰丹姆真的是古兰丹姆，她不是汉族，她的妈妈是维族人。难怪啊，她长得有些特别。
    学校领导也来过问，发公文去喀什调查，要搞清楚李晓梦是不是身份造假才来借读的？
    她拒绝跟任何人说话，包括我在内。虽然，我没有看到她掉眼泪，但从她怨恨的眼神看得出——全世界都成了她的敌人，感觉再也不能一起愉快地玩耍了。
    第七天，她消失了。
    我去李晓梦家找过她，她叔叔说晓梦回新疆去了。
    那是初三中考前的一个月。
    哎，我再没有见过她，整整二十年。
    2014年9月16日，深夜，喀什人民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