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人我都要。”徐少谦笑着说。
    “欸？”你刚刚不是还说对国籍存疑么？！
    “不可否认，我们缺人。梁璋想要更多擅长微分运算的中国人，而我替梁璋欢迎女士的加入。国籍不同的两位，学术实力却毋庸置疑。为什么不用？”
    “用！”她喘口气，又问道：“但是暂时存疑。可不可以？”
    “当然。”徐少谦笑道。
    “严加排查寄回国的去信，可不可以！”
    “我们任何一个人往内陆与海外的书信，早有人自发的替我们严加审查过，这一点无须担心。你可以质疑一个谍情工人员的原子物理学素养，但是必须承认，他们在密码学上的造诣远胜过我们。所以这一点，不用担心。”
    和徐少谦对话后，楚望却陷入了别的思考。
    原来早有谍情工作者插手研究室投寄往外的信件，甚至包括她的？
    她摇摇头。不至于吧？
    想了想，问道：“你说的，那些谍报工作者……是哪一国的？”
    “哪一国都有，”徐少谦轻声笑道，“英国，日本，苏联，南京政府，投靠南京的东北……或者别的力量，都有。至于哪一边知道的比较多，这就不在我的学术范围内了。”
    ——
    近来在欧洲名声大噪的，却不仅仅物理学研究院的三人。
    率先在上海日报占有一席之地的，是林允焉女士。
    上面用小小篇幅写道：上海博世大学名誉校长林俞之女允焉，于巴黎写就短篇小说《我的母亲》。小说用俏皮生动的口语化语言讲述了一位冲破旧式家族樊篱的新式中国女性，与一位政法留学生相知相恋于东京，却因家族纷扰不得不常年分隔两地，不通书信，却终在巴黎相聚，令人叹惋咋舌的故事。这篇小说以法文写就，笔者自序称：“笔者的母亲正是笔者的法文开蒙老师，本文也绝大部分取材于生活。”《我的母亲》一经出版，深受法国人喜爱，几乎已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如今中文翻译再版，刊载于上海《小世界》杂志第三、四期。
    没隔几天，真真托人从上海带来《小世界》第三、四期的同时，上海日报又用大篇幅报道了另一则新闻。
    上海大学名誉校长斯应长子言桑，于伦敦写就英文短篇小说集《欧洲情书》。该书以戏谑的语气，讲述了近三十年来诸多留学欧洲的中国学子，与他们中国旧时“姻亲”之间的故事。其中不乏有留学前已订婚或成婚的，甚至中国妻室已为他们育有子女的；有离开故土信誓旦旦“毕业回国成婚”的，亦有“过几年接你与孩子来法国”的。然“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书中写道“青年男子，多带着‘自由恋爱无限崇高’的新思想，来了欧洲这自由恋爱的发祥地，行为甚至比欧洲人更开放。男女关系复杂，令欧洲人也侧目。”小说初在《格兰桥》连载，便震惊英国，欧洲人无不哗然。
    本着拜读拜读允焉小姐处女作的心情，无意之中，两相对比之下，第二则报纸令真真与弥雅都发笑不已。
    二姐姐在巴黎正大肆鼓吹“新式女性冲破牢笼，追求自由平等的浪漫爱情”，这边斯先生便在伦敦更大力度的揭露欧洲大陆上——所谓中国学生的“自由恋爱”真实而丑陋的面貌。
    弥雅与真真几乎笑出眼泪。弥雅说：“斯先生可真是够解气的。”
    “Mère，这是我学会的第一个法语单词，是由我的母亲亲自教导我念的，”弥雅笑着念那篇《我的母亲》，“妈妈——所有初生儿学会的第一个母语词汇。而我却不然。法语赋予我第二次生命，再次醒来，我看见我的母亲，教会我叫她的名字。而她，却不能拥有一个完整的中文名与姓。周女士是她唯一的中文称呼。她与我父亲是合法的新式婚姻，由日本法律承认的，中国法律却不能赐予她我父亲的姓氏……”
    紧接着，真真又翻开《欧洲情书》，念第一则故事的结尾：
    “……王先生在恸哭。这种哭法，和他以绝食作为要挟，逼迫父母亲让他离开中国返回法国那年没有任何区别。旁人笑着问：‘王先生，你哭什么？你在法国呆了七年不肯回国，一回国父母囚着你不肯走。有给你带来一百块资助你乘船离开，你无比同情的从这一百块里匀出五块钱给她，算是人道补偿她十几年前的盲婚哑嫁，还不算补偿么？’王先生哭的更撼天动地说：‘这笔钱，是她暗地里托人送来给我的，却贫困至死都没将此事告知于我。这就是传统的中国女人啊！……她等了我十几年，那么想留下我，可却是她帮我离开了她。’那人笑道：‘快回家吧，你家中有新式自由的太太，有新式自由的太太教导出来的能歌善舞的孩子在等你。她一定比她漂亮且学富五车，她会念五国语言，她甚至也还不知道，风度翩翩的你曾经竟为一百块钱而如此困窘过。’那人说罢，笑着走了，不肯在看他一眼。王先生止住哀恸，思之亦然。忽然就忘了上一秒为什么伤悲。下一秒，擦擦眼泪，又高高兴兴腆着肚皮家去了……”
    两人一边念一边笑到了一处，楚望也全当听个乐呵。只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