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臭骂一顿还不能出气，乾隆干脆用恶作剧来折磨那些不听话的人。乾隆十八年（1753年），黄河在铜山决口，皇帝令河道总督高斌与张师载治理。高张二人完成任务不力，属下李屯、张宾二人贪污公款，导致河工未成。乾隆皇帝大怒，他命令立刻将李屯、张宾二人拉到刑场处死，同时又因为痛恨两位大臣“负恩徇纵”，命令把河道总督高斌与张师载捆起来，一同押赴刑场。乾隆特意嘱咐行刑官员，造成要将高张二人也一并斩首的假象。高斌乃是皇贵妃的父亲，也就是乾隆的岳丈，当时年过七旬，眼见李张等先遭行刑，吓得心胆俱裂，全身瘫痪，不支倒地。负责监斩的钦差大臣，此时才说出高斌张师载二人此行只是陪斩，实际上死罪已免，还要问他们的回话。二人醒来之后，有如死过更生，当即奏道，“我二人悔之莫及，此时除感恩图报，心中并无他想”。乾隆对自己这种折磨大臣的方式很自得，他认为这样既可以儆效尤，又收到使其俯首帖耳、感恩戴德的效果。其后，高斌果然日夜住在工地上，一刻不敢休息地监工，结果活活累死在大堤上。
    由于皇帝明察秋毫，洞悉情伪，所以乾隆统治的中期，大臣们不敢不谨言慎行，唯命是从，吏治一时颇为整饬。
    第四章 权臣的结局
    一 张廷玉的过人之处
    乾隆十三年（1748年），入仕已47年的老臣张廷玉在漫长仕途上第一次遭遇到了处分。
    乾隆十三年九月，“皇家出版社”文颖馆修成了皇帝的《御制诗集》，进呈御览。皇帝翻阅一遍，发现了几处错别字，勃然大怒，遂命将大学士、文颖馆总裁官张廷玉等三人“交部议处”。这是张廷玉有生以来第一次被“议处”，虽然处分不重，已足使他惊心。
    这一年冬至那一天，翰林院按惯例，为去世不久的孝贤皇后写祭文，文中用了“泉台”二字。尚未从丧妻之痛中解脱出来的皇帝又吹毛求疵，认为这两个字不够“尊贵”，用于常人尚可，“岂可加之皇后之尊”，以大学士张廷玉为首的管理翰林院官员以“全不留心检点，草率塞责，殊失敬理之义”的罪名，罚俸一年。此诏一下，张廷玉更是心胆欲碎。
    张廷玉本来是中国历史上最幸运的大臣之一。
    虽然高处不胜寒，但张廷玉却有本事在政治中枢这一高危区域如履平地，步步高升，走出一波惊人漫长的大牛曲线，成为清代文臣最成功的代表之一。
    张廷玉，安徽桐城人。他出身书香门第，29岁高中进士，并被点为翰林。33岁那年，他获得了一次与康熙交谈的机会，给皇帝留下了极为良好的印象，康熙认为他持重得体，遂“奉旨侍值南书房”，成为皇帝贴身低等小秘书。由于服务出色，45岁时升为副部级的礼部侍郎。
    康熙去世，雍正登基，见他“气度端凝，应对明晰”，迅速升他为礼部尚书，参与机密。雍正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难伺候的皇帝，对科举出身的汉族大臣尤其缺乏好感，对他却一见如故，欣赏至极。不论大事小情都要和他商量，凡有谕旨均由他缮写。雍正与他君臣相得十三年，感情至好，甚至一天也不能分离。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张廷玉生了一段时间病，病好后进宫，雍正说：“我前两天对近侍们说，我连日臂痛，你们知道吗？他们惊问其故。我说，大学士张廷玉患病，此人如朕手臂，这不就是我臂痛吗？”此事传开，成为一时佳话。雍正末年，张廷玉回家省亲，皇帝写信给他说：“朕即位十一年来，朝廷之上近亲大臣中，只和你一天也没有分离过。我和你义固君臣，情同密友。如今相隔月余，未免每每思念。”（《张廷玉年谱》）
    雍正累次升迁张廷玉为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兼管吏户两部，权倾朝野。为了表达对张廷玉的欣赏，雍正特别立下遗嘱，要以最信任的两位大臣——鄂尔泰和张廷玉在身后配享太庙，也就是死后与他一起到阴间做伴。这是一项极高的政治荣誉，整个清朝二百余年，他是唯一享受到这个待遇的汉人。
    乾隆即位后，对这位三朝老臣更是优礼备至，继续奉为汉臣之首。他平时和张廷玉说话，从来都是和颜悦色。张廷玉上朝时，皇帝从来不忘提醒身边太监上前搀扶，生怕老人家有什么闪失。乾隆二年（1737年），皇帝特封张廷玉为三等伯爵，开了有清一代文臣封伯的先例，恩遇可谓至渥。在此之后，屡有奖励。为了表示信任，皇帝多次赐诗给他，诗中有云：“喉舌专司历有年，两朝望重志逾坚。魏公令德光闾里，山甫柔嘉耀简编。”另一首诗中更说：“潞国晚年尤矍铄，吕端大事不糊涂。”把他比作周宣王时的贤臣仲山甫，后世名臣文彦博与吕端，足见尊重之至意。汉大臣中，张廷玉的地位、恩遇在有清一代，堪称空前。
    在传统政治中，做皇帝近臣，特别是位高权重的近臣，绝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
    由于专制制度的自私本性，君权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和防范心理。这就决定了君臣关系、尤其是君相关系的脆弱性和暂时性。俗话说，“伴君如伴虎”。确实，生活在专制政治的高层，处处都是陷阱，步步都是危机。一个人想始终得到君主的信任，更是难上加难。
    中国历史上那些声名显赫的文臣武将，大多数下场不佳。特别是曾经居大位、享大名者，几乎没有一个人是完满收场的。比干被掏心而死，李斯易主则亡，韩信功成被灭，周亚夫绝食以终，岳飞血洒风波亭，于谦上了断头台，袁崇焕则惨遭凌迟。以魏征之忠直，生前也被李世民怀疑有结党之嫌，死后更是被唐太宗“亲仆其碑”。以寇准之功绩，一生的结局却是罢相遭贬，死在谪戍的路上。虽然许多君主为了让臣下放心，向他们颁赐铁券，但最终还是没有几个人逃得过猛虎之口。即以清代而论，清代中前期的几位权倾朝野的权臣，其中除了明珠属于善终外，其余都死于非命：鳌拜、年羹尧、和砷都被勒令自尽，索额图于拘禁地饿死，隆科多死于监狱。事实上，清以前的几千年历史中，立有巨大功勋而得到善终的，只有郭子仪一人。后来的名臣曾国藩对此体认极深，他说：“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曾国藩家书》）“立不世之勋而终保令名者，千古唯郭汾阳一人而已”。这就说明，君主与权臣之间这种潜在的紧张是专制制度的本质使然，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截至乾隆十三年前，张廷玉在政治最高层一直稳如泰山，四十多年从没有犯过任何错误，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不能不说，这个人身上确有过人之处。
    首先，张廷玉有过人的才华。张廷玉自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入值南书房，为皇帝起草文件起，就充分表现了出色的秘书天才。雍正即位之初，屡有诏命，皇帝“口授大意，（张廷玉）或于御前伏地以书，或隔帘授几，稿就即呈御览。每日不下十数次，皆称旨”。每次雍正口述后不过片刻，张廷玉即可拟就，每日十数次从未出过差错，其文思之敏捷实非常人所及。
    其次，张廷玉办事非常勤勉，为皇帝服务不惜心力。史载他晚上退朝后还要点双烛治事，即使已经就寝，还经常在枕上思索所拟之文，或觉不妥，立即披衣起身改正。他心思缜密，记忆力极强，能将各部院大臣、全国疆吏的出身、经历，以及各司员府县甚至胥吏的姓名、籍贯丝毫不差地说出来，就像一个活档案库。对其办事能力，雍正帝曾这样称赞：“尔一日所办，在他人十日所不能也。”（《澄怀园语》卷一）
    当然，这只是他仕途成功的一半原因，另一半则与才华无关。
    张廷玉是康熙时期的大学士张英的儿子，这是他人所不能及的先天优越之处。张英是清代著名大臣，因为“缜密恪勤”，深得康熙欣赏，被提拔为一朝“宰辅”，在政治高层数十年如鱼得水。为了让张廷玉继续光大家门，张英言传身教，传授给他大量做官的独门心法，所以刚刚进入仕途的张廷玉就将成熟老练的风姿展现在朝廷之上，引起了康熙皇帝的特别注意，年纪轻轻，却已深通“为臣之道”与“保身之术”。
    熟读经史而又得到父亲独门秘传的张廷玉早就认识到，为臣之道不外两个重点：一方面要能从君主那里成功地猎取功名富贵，另一方面又要不为皇帝这只猛虎所伤。
    这就好比火中取栗，实在是一个高难度动作。
    张廷玉深知，皇帝最防备的，是大臣的私心。在明主面前，只有以退为进，以无求为求，以无私来营私，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他为官数十年，处处事事都从皇帝的角度出发去考虑和判断，从不露骨主动地为自己牟取私利。朝廷上下公认他为人淡泊宁静，气质和平。乾隆皇帝夸奖他“风度如九龄”。他平日生活无声色之嗜，办事出于公心，从来没有贪渎指控。他做主考官时，有人欲通关节，以微词试探，他赋诗以辞道：“帘前月色明如昼，莫作人间幕夜看。”
    当然，越是这样皇帝越不会让他吃亏。因为他清廉，雍正皇帝先后多次对他进行赏赐，赐银动辄上万两，还给了一所当铺，让他补贴生活。因为他从不主动为自己的亲人牟取私利，所以皇帝对于他的子弟亲戚的仕进也多有照顾。但皇帝越施恩，他就越谦退，皇帝每有奖赏，他必尽力逊让。雍正十一年（1733年）其长子张若霭高中一甲三名探花，张廷玉闻知“惊惧失措”，立刻面见皇帝，“免冠叩首”，以自己家世受皇恩，科举很盛，请求皇帝降低其子的名次。张廷玉说，“天下人才众多，三年大比，莫不望为鼎甲，官宦之子不应占天下寒士之先”。雍正大为感动，经他恳请，特将张若霭改为二甲一名，并把此事前后情由在谕旨中加以公布，表扬张氏的公忠体国。（《张廷玉年谱》）
    除了以上这些原因，张廷玉身上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柔”与“顺”。
    张廷玉对历代大臣得祸之由深有研究。他认为，做高级大臣最忌讳的有以下几点：
    一是性格过于刚直，比如比干和海瑞。他们不讲方式方法地与天子作对，下场当然悲惨。
    二是做事过于讲原则，比如岳飞。他只从国家民族角度去考虑问题，却不顾及帝王个人心理隐私，以社会正义去挑战帝王的一己之私，终至非死不可。
    三是权力过大，不知谨慎。历史上倒霉的权臣多是由此。皇帝与大臣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性格气质思维方式及个人偏好不同，不可能事事都想到一起。与皇帝意见相左之事既多，不免日久生怨，积隙成仇。
    第四点则比较有清朝特色，那就是由于大臣们因为“好名”而获罪。专制主义发展到清代，连儒学的人格追求，也成了专制极度扩张的妨碍。原因很简单。儒学固然有维护“纲常”的一面，同时也有追求自我完善，要求人格独立的一面。儒学一方面要求其信徒尽力为皇帝服务，同时也要求他们不能放弃对自己人格尊严的坚持和精神价值的追求。
    清代前期帝王皆雄才大略，在统治术上大有创新。他们认为，一个大臣如果过于注重自身修养，也会妨碍他们不打折扣地为皇帝服务。为了彻底把大臣改造成奴才，雍正帝提出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大臣们不但不能图利，也不能“好名”。他说：“为臣不惟不可好利，亦不可好名。名之与利，虽清浊不同，总是私心。”雍正朝和乾隆朝，都有大臣因为“好名”而被皇帝严厉打击。比如雍正朝的杨名时，是一个有操守的政治家，在一些问题比如打击科甲朋党上与皇帝意见不同。他做了很多减轻农民负担的好事，却忘了推功给皇上，遂引起雍正帝的恶感。雍正说他“性喜沽名钓誉”“欲以君父成己之名”，寻故将其抓入大牢。（郭成康《政治冲突与文化隔阂：杨名时案透视》）
    张廷玉在政治生涯中，全力避免犯以上错误。他的政治信条是绝不要因为政治思路的差异而与君主产生冲突。因此他不做政治家，而只做大秘书。不做思想者，只做执行人。
    张廷玉有一句名言，叫“万言万当，不如一默”。他一生为人，谨慎小心，缄默持重。这一特点直接遗传自父亲张英。《清史稿》称“英性和易，不务表襮，有所荐举，终不使其人知。所居无赫赫名”。专制政治是充满风险的绞肉机，稍有不慎，就会危及生命。每天退朝回到家里，张廷玉都要把一天的大事小情细细梳理一遍，看看有没有说错的话、做错的事。他从不留片稿于私室，也不让家人子弟得知。他很少交接外官，在朝中为官多年“无一字与督抚外吏接”。雍正对他极为信任，人事决策多向他咨询，他却从来不会透漏任何一丝风声。他以皇帝之心为心，以皇帝之意为意，凡事默默去做，不事张扬。许多人经他推荐而受重用，却终生不知道自己被起用的背景。在雍正这样一只“喜怒不定”的猛虎身边，张廷玉恰如一个走钢丝的演员，全神贯注，始终紧张，没有一分钟松懈过。
    他襄赞雍正十三年，几乎雍正朝的每一项重要决策他都参与过。但是《清史稿》的列传提及他的功绩却只有三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建议对守节十五年妇女加以表彰之类。对此，他的学生汪由敦有这样的解释。他说张廷玉主掌枢府二十四年，“凡军国大政，他都承旨商度，经常与皇帝造膝密谈，一商量就是很长时间。至于他所筹划者，我们却举不出一件事可以具体归到他名下，他为国操劳一生，却没有留下什么明显的记载”。他又说：“雍正以来数十年间，吏治肃清，人民安乐……张氏从容坐而论道，享极盛之世……那么张氏的缜密周详，略可想见也。”（《张廷玉墓志铭》）那意思就是说，雍正以来的治绩，多赖张廷玉的襄助。皇帝的军功章里，没有张廷玉的一半，也有张廷玉的一块。只不过张氏自己不提而已，这正可见张氏的缜密周详。
    从康熙开始，三代皇帝都对他这点极为赞赏。乾隆描写他这一特点时说：“不茹还不吐，既哲亦既明。”
    二 被皇帝玩弄于股掌之间
    虽然把臣术练得如此炉火纯青，进入乾隆时代，张廷玉还是感到了一丝丝凉意。他的第一感觉是，这个年轻皇帝太精明了，比他的父亲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前所述，掌握了驾驭清帝国这艘航船的高难技巧的乾隆，开始越来越注意打击朋党。而打击朋党的要诀是最大限度地防止大臣之间的组织性和联系性，千方百计地造成他们的孤立化、分散化、“原子化”，使每一位官僚，都以孤立无援的姿态面对强大的君权。
    而所谓“擒贼先擒王”，打击朋党就必须从打击朋党的核心人物入手。就如同要阻止珍珠的形成，就必须从贝壳中取出那粒沙子一样。只有让大臣们认识到他们所依靠攀附的人物靠不住，朋党才能不攻自散。
    乾隆五年开始，皇帝就不断地打击性格傲慢、行事张扬的鄂尔泰。同时，皇帝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张廷玉的观察和挑剔。幸亏张廷玉平时对于朋党嫌疑懔如临渊。作为官场中人，人际往来谁也无法避免，特别是作为相国，他的家是京城人际交往的中心。“薄暮还寓，则宾客门生，车驾杂沓，守候于外舍者如鲫矣。”（《清稗类钞》）但张廷玉绝不轻易帮人说话，也绝不轻易介入人事纠纷，而是听从花开花落。他的名言是：“予在仕途久，每见升迁罢斥，众必惊相告曰：此中必有缘故。余笑曰：天下事，安得有许多缘故。”（《郎潜纪闻》）他从政原则是事不关己，则谨守本分绝不发言。有人因此指责他说：“如张文和（张廷玉）之察弊，亦中人之才所易及。乃画喏坐啸，目击狐鼠之横行，而噤不一语。”（《郎潜纪闻》）连乾隆皇帝都说他过于谦抑，说“张廷玉则善自谨而近于懦者”。在与鄂尔泰的斗争中，他始终处于下风，也始终不争不怒，打太极拳。正因为如此谨慎，所以在鄂尔泰连连受到指责和处理时，他却安然无恙。
    然而，鄂尔泰死后，皇帝的注意力必然完全集中到他身上。树欲静而风不止，虽然他不想成为朋党领袖，但是身处如此高位，想不被攀附是不可能的。主动要投靠他的人如蝇之附，驱而不走。同时，身处官僚政治的利益场中，他再摆出一副正大至公的神态，也无法完全掩饰自己手中巨大权力的偏向。几十年间，他私下办的事，偷偷送出的好处也车载斗量，虽然手腕高明，毕竟不是完全没有形迹。所以，虽然皇帝的大棒一直没有落下，张廷玉心中却无时不处于紧张之中。他知道，统治者是从来不讲什么恩义的。虽然自己给乾隆的父祖卖了几十年的命，但如果政治需要，皇帝打击起自己来并不会手软。
    张廷玉感觉，自己退出政治舞台的时间到了。
    在乾隆即位之初，张廷玉确实是大清帝国不可或缺的政治元老。他头脑中装着大清帝国官僚体系中每一个零件的说明书和使用记录。那个时候的乾隆一天也离不开他。不过，乾隆七年（1742年）以后，皇帝对他的倚重却越来越少了，不再事事向他咨询。皇帝已经不再那么需要这样一个活档案。雄心炽烈的皇帝急于进取，而张氏“稳重和平”“八面玲珑”的个性已经不太适合一个大刀阔斧、除旧布新的时代。
    乾隆十年（1745年），鄂尔泰去世，皇帝起用三十多岁的讷亲为军机大臣。讷亲是青年权贵，初获任用，就位列于张廷玉之前，成为首席军机大臣，这让张廷玉心中有些不舒服。乾隆十一年（1746年）十月，皇帝说“大学士张廷玉服官数十年。今年逾古稀，每日晨兴赴阙，未免过劳，朕心轸念。嗣后可仿此意，不必向早入朝”。这实际上是宣布，张廷玉不再参与核心机密，讷亲将独自面承圣旨。很显然，张廷玉在大清朝廷中的实际地位大大降低了。
    皇帝的这个决定不是没有理由。自然规律是不能抗拒的，虽然一直以精力充沛著称，但从乾隆三年（1738年）起，张廷玉已明显感觉自己有些老了。乾隆三年他在给乾隆请辞兼摄吏部的奏折中说：“今犬马之齿六十有七，自觉精神思虑迥不如前，事多遗亡，食渐减少。”不但眼睛花得看文件越来越吃力，写字时手也开始打战。年龄的增长使他在政治钢丝上走得越来越费力了。乾隆十一年，他的长子内阁学士张若霭病故，这对他又是一个意外的打击。白发人送黑发人，他备觉伤悼，身体一下子大不如前。各种老年性疾病，慢慢都找上身来。这种身体状况显然已经不适于承担帝国政治中枢的繁重工作了。
    在这种情形下，皇帝对朋党政治的大力打击，就如同在张廷玉头上悬起了一把沉重的达摩克利斯剑，随时有可能落下来，让一辈子没有犯过错误的他陷于大戾。一是自己门下任何一个官员出了事，都有可能把自己牵扯进去；二是人一老，就容易糊涂，“错误耽延，在所不免”，让皇帝抓到自己的辫子。
    凡事过犹不及。张廷玉的官已经做到了极致了：身仕三朝，功名利禄达到极致，张家一门也都安排得妥妥当当。两个弟弟张廷璐、张廷缘分别官至礼部侍郎和内阁学士，两个儿子张若霭和张若澄也都入值南书房和军机处，参与机要。“一门之内，朝绅命服，辉映闾里，天下荣之。”为官如此，夫复何求？
    臣术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平安降落。没有这一条，那么其他方面再成功，也不过是一场春秋大梦而已。因此，退休的念头越来越强烈地出现在张廷玉心中。
    乾隆十三年正月，张廷玉进宫出席皇帝为近臣举行的一次新年宴会，宴会后他得到与皇帝私下谈话的机会。乾隆十一年以后，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少了。机不可失，他趁皇帝情绪不错，提出自己“年近八旬，请得荣归故里”。
    张廷玉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皇帝会痛快地批准他的这个请求。
    没想到，皇帝拒绝了他。乾隆从来没有想到一贯勤勤恳恳的张廷玉会提出退休的要求。虽然张廷玉已经不能承担繁巨的工作，但毕竟他的政治经验还是十分丰富的，在朝中作为顾问，对大清政治不无裨益。因此，皇帝回答说：“卿受两朝厚恩，并且奉了皇考的遗命，将来要配享太庙，岂有从祀元臣，归田终老之理？”就是说，你死后享受配享太庙，和皇帝一起吃冷猪肉的最高荣誉，生前怎么能贪图逸乐？
    只有功高盖世、纯无瑕疵的名臣，才能“配享”太庙。一旦得到“配享”之荣，必然永载史册。因此，获得这项殊荣的人就应该死而后已，为国家贡献出全部力量。
    素来缜密的张廷玉对皇帝的这个问题已有所准备。他叩了一个头，引经据典回答说，七十悬车，古今通义。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只有及时退步，才能保此身荣。况且宋明两朝也有享受配享荣誉的大臣退休回家的，比如明太祖就允许刘基回了老家。
    这句话，让皇帝一下子不高兴了。
    乾隆是中国历史上对“臣节”要求最严的皇帝。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乾隆希望自己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同时，他也认为每个大臣都应该以最高标准来要求自己。
    乾隆皇帝与雍正皇帝的性格颇为不同，对张廷玉的观感也大为不同。
    雍正皇帝为人虽然阴鸷多谋，但是性格中却有天真淋漓的一面，经常有冲动急躁之举，与周密细致、耐心极好的张廷玉性格互补，因此君臣相得之感极强。雍正对张廷玉，不仅有才华上的利用，还有性格及人格上的欣赏，在他看来，张廷玉算得上是历史上少有的忠心赤胆的纯臣。所以，他才在遗嘱中给了张廷玉以有清一代汉族大臣从来没有得到过的殊荣：
    大学士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其功甚巨。大学士鄂尔泰，志秉忠贞，才优经济……洵为不世出之名臣。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终不渝。将来二臣，着配享太庙，以昭恩礼。
    这是雍正对张廷玉情谊深厚的最好证明。
    然而乾隆皇帝对张廷玉的印象与雍正相当不同。俗话说惺惺相惜，但精明人有时最排斥的就是和自己差不多精明的人。乾隆和张廷玉一样，都是极为世故的玲珑多窍之人。所以对于张廷玉，乾隆一眼就看出了他身上的“巧”和“滑”。
    在清代帝王中，乾隆是对满汉之分看得很重的一个。在他看来，满族大臣虽然身上会有种种缺点，但是毕竟“淳朴正直”，与皇帝一心一德，对主子死心塌地。而汉族人则心眼太多，居心巧伪，“习尚浇漓”，他们太会做官，太会做人。凡事都从自己出发考虑问题，总是把个人利益置于君主和国家利益之前，因此让人不能完全放心。张廷玉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张廷玉的应对进退，表面上淡泊大公，背后却心机极深。他虽然勤勉尽责，功劳不小，但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毕竟是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只不过这种动机被极高的手腕消弭得无形无色而已，因此算不上“纯臣”。主动向皇帝请求退休这件事，就再分明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
    就像对父亲的许多做法都不以为然一样，对于父亲给张廷玉如此高的政治荣誉，乾隆一直有些不舒服。乾隆表面上对父亲的每一项遗命都奉之必谨，因此对鄂张二人刻意加以尊重。但是儿子和父亲常存在着一种莫名其妙的竞争心理，父亲在遗嘱中公然为张廷玉背书“可保其始终不渝”。而在下意识里，乾隆一直在抓张廷玉的小辫子，以向父亲的在天之灵证明，您老人家看走眼了。
    乾隆认为张廷玉的这句话说明他对自己的忠诚度和个人感情，远不及对雍正皇帝。正是因为把自己当成不可依靠之主，担心会在乾隆朝落得“不测之局”，所以才要抽身退步，离皇帝而去。
    这让皇帝很不痛快。天生好辩的乾隆开始拿大道理压人：刘基并非主动求退，而是被明太祖罢斥回乡。为人臣者，当法始终如一的荩臣。比如诸葛亮，就为皇帝效忠一生，这才是大臣的最高境界。
    张廷玉奏对之际，总是思维敏捷。他立刻说，诸葛亮遇到了战争时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是不得已。自己则幸遇到太平明主，不可同日而语。希望在太平时代，能享受到林下之乐。
    张廷玉一贯温文尔雅，惜言如金，今日这样坚持己见，引经据典，让乾隆觉得十分意外，也一下把他的辩兴提起来了。乾隆又犀利地说，真正忠君之大臣，不论什么境遇，都会一心不变。比如皋夔、稷契得遇盛世贤君，龙逢、比干则遭逢乱世暴君，处境不同，然忠诚之心相同。
    张廷玉立刻听出了乾隆的弦外之音，这不分明是说自己不够忠诚吗？皇帝出言如此之重，他不敢再接话茬儿了，于是“免冠叩首”“呜咽不能自胜”。
    乾隆看他这个样子，也不忍心再说什么了，招呼小太监：“把张先生扶出去休息吧。”
    张廷玉没想到自己的请求遭到了皇帝如此明确的拒绝。他更没想到的是，皇帝不仅仅当面拒绝了他，还在第二天，将君臣间的这一番争论公布于天下。
    乾隆为人极其好胜。张廷玉一哭，让皇帝准备好的滔滔辩词卡在喉咙，不吐不快。第二天，他遂降下长篇谕旨，向全体大臣详细讲述了此事，并将这件事提到了“臣节”的高度。
    皇帝说，作为得到了配享荣誉的大臣，自然应该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应该有任何私心杂念。如果把做官作为获得个人利益的工具，时势对自己有利，就全力营求；时势不利于自己，就主动求去，以保荣避祸，这就是典型的巧宦行为，而不是纯臣心术。
    乾隆暗指张廷玉对自己感情不深：“日日同堂共处的朋友，一旦远离，尚有不忍。何况君臣的情谊这么多年，更应该不忍离去。张廷玉精采不衰，应务周敏，不减少壮。如果一心想以泉石徜徉为乐，怎么对得起诸葛亮鞠躬尽瘁之训耶！”
    在这篇谕旨的最后，乾隆把这件事提到了君臣大义的高度：
    “如果卿恐怕有人议论你恋栈，因有此奏，还可以理解。如果说人臣事君之义，就当如此，则大不可……为人臣者，断不可存此心。”
    “如果预以此存心，必将漠视一切。泛泛如秦越人之相视，年至则奉身以退耳！谁复出力为国家图庶务者？此所系于国体官方人心世道者甚大。”
    这篇上谕，含量非轻。前代君臣，或有师友之谊，而到了清代，只剩主奴之义。作为奴才，只有干到咽气的那一天，怎么能提前获得自由权？朱元璋以一篇“寰中士大夫不为所用诏”取消了士人们不做官的权利。而乾隆则通过这篇谕旨取消了大臣的“退休权”。
    张廷玉万万没想到，自己为爱新觉罗家族祖孙三代服务五十年，换来的是这样一个评价。
    受到如此严厉的批评，张廷玉心惊胆战，只好打点精神，继续到朝中点卯。不久之后，就遇到了乾隆十三年的政治风暴。
    从乾隆十三年的官场风暴开始，乾隆对大臣的态度从“以礼待之”渐渐变成了颐气指使，呼来喝去，动辄痛骂训斥，任意挫辱。只有对张廷玉，他还竭力维持着表面上的最后一丝礼貌。不过，乾隆十三年的两次处分已经使张廷玉吓破了胆。这两次处分对别人来讲，可能不算什么。但是对做了四十多年官保持着未犯过一次错误纪录的张廷玉来说，精神打击却分外沉重。他日夜提心，时时吊胆，健康大减，老态更增。年近八旬的他牙齿掉得差不多了，老年斑已经遍布面颊。没有人搀扶，已经无法长距离走路了。
    张廷玉的身体变化，乾隆当然看在眼里。他发现张廷玉这一年老得太快了，思维明显不如以前清楚，说话有时也颠三倒四。乾隆皇帝看着张廷玉从警敏周密、精力超人的中年能臣变成眼前这个老态龙钟、几近废物的老臣，心中也不免感叹岁月无情。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一月，在一次君臣谈话中，皇帝关心地问起张廷玉的身体。张廷玉趁这个机会，详细陈说衰疲之状，再次试探着提出了退休。
    乾隆沉吟了一下，说，我再想想，你先退下吧。
    恻隐之心使皇帝破例改变了以前的决定。这个张廷玉，固然为人有取巧的一面，但是四十多年勤奋敬业始终如一，为爱新觉罗家的家业如此不惜心血，在史上也确实罕见。如今春蚕丝尽，不如放他归去享几年清福吧。于是皇帝发布谕旨：“（张廷玉）乃自今年秋冬以来，精采矍铄，视前大减，盖人至高年，阅岁经时，辄非曩比。召见之顷，细加体察，良用恻然……强留转似不情，而去之一字，实又不忍出诸口”，因为“座右鼎彝古器，尚欲久陈几席，何况庙堂元老，谊切股肱？”皇帝派人把这道谕旨送到张府，说是否真要退休，听他自行抉择。
    这道谕旨典型地体现了乾隆的风格，即把所有的道理都把握在自己手中，让自己处于永远正确的进退自如之地，而置他人于极难应对的地步。文字中他既表现了对张廷玉身体的关心，又说“去之一字实不忍出诸口”，表明了皇帝对臣子依依不舍。他想考验一下张廷玉如何回复。
    按乾隆的设想，老练过人的张廷玉接到这道谕旨之后，应该善加揣摸，写上一道奏折，一方面详述自己确实老病，难于支持；另一方面又深切表达自己犬马般依恋主人的心情，说自己也实在不忍离开皇帝，虽然身体衰弱如此，也决心守在皇帝身边，直至死去。
    如果这样，乾隆就可以再发谕旨，说他读了张的奏折，十分感动。张的忠心可为天下人臣之表，而皇帝关爱有功老臣，特命张荣归故里，享泉林之乐。这样，君臣一场，彼此应对都十分精彩漂亮，足以为天下后世所法，载入史册，也是一段佳话。
    怎奈张廷玉太老了，已经不复当年的精明。他见到皇帝的谕旨，以为皇帝已经默许了他的请求，大喜过望，当即上奏谢恩，说准备明年春天起程。
    看到张廷玉的回复，皇帝叹了一口气。这老头是老糊涂了，还是对自己真的没有一点感情？不过皇帝还是表现出难得的宽容和善意。他想与张廷玉有始有终。因此，皇帝优诏褒答了张廷玉，赐给他许多珍宝器物，准许他以“原官致仕”。在上谕中，皇帝还充满感情地期待十年以后，“朕五十正寿，大学士亦将九十，轻舟北来，扶鸠入觐”，君臣重新见面叙旧。
    截至这个时刻，张廷玉的一生可以说无可挑剔，享过荣华富贵，及时平安降落，死后名垂千古。这是几千年来大臣能做到的最高境界。
    可惜，人生往往就是那么难以捉摸。
    在鄂尔泰死后，张廷玉在朝中并非一枝独秀，而是又出现了一位势均力敌的政治对手——大学士史贻直。此人与张是同年进士，但前期仕途远没有张氏顺利，嫉妒之心使他转投鄂尔泰门下。鄂尔泰去世后，群龙无首的鄂党中的许多人聚集在他的身边，一时之间他成了鄂党的隐形领袖，终日以编排指摘张廷玉为事。自乾隆十三年张廷玉请求退休时起，他就开始大肆在朝中宣扬张廷玉并没有什么丰功伟绩，没有资格配享太庙，并多次在乾隆面前陈说其辞。
    申请退休成功后，一块大石头落地的张廷玉又想起了另一个问题：皇帝上一道谕旨说过，“从祀元臣，岂有归田终老之理？”史贻直又一直鼓动皇帝取消自己的配享资格，那么，自己这次回到江南之后，身后还能不能得到配享的荣誉呢？
    从皇帝对自己的亲切态度看，应该没有大问题。可是皇帝谕旨中毕竟没有明确宣布这一点。如果自己退居林下，在朝廷中没有了影响力，史贻直在皇帝面前再进谗言，乾隆耳朵根子一软，那么自己可就没法吃到太庙的冷猪肉了。
    想到这里，他开始辗转反侧起来。
    在家中犹豫了多日，他终于下定决心，豁出老脸，进宫面见皇帝，请求皇帝给一个明确的表示，以杜绝史贻直等人的奸谋。
    在以前，这样的举动张廷玉绝对是做不出来的。以“淡泊”“谦退”闻名的他一生从来没有为自己请求过任何恩荣。做出这个决定，可见人到老年，智力结构确实会发生很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