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知道这个孩子是有反抗个性的人，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却并没有表现出来。还在被父亲扛在肩头的年纪，父亲却牺牲了；正是高考升学的关键时刻，母亲却忧郁而亡，轮到谁，不会为此心生绝望呢？
    姚琴冲了一杯咖啡递给郑航。“端稳了。”她警告说，“玻璃杯容易打碎。下次我带些纸杯来，没有污染，没有化学品，还不用清洗。”
    郑航很快呷了一口。“我是警察，每天都做这些服务工作。您还把我当几岁的小孩子啊！”
    “哦，你长大了，可以不听姨妈的话了？”姚琴说。
    “不是的。”
    “那你怎么想离开警令部？多少人都梦寐以求呢！”
    “事情太多，太忙了。”
    “派出所事情更多。杀人、抢劫、盗窃，还有房子失火、吵架纠纷、精神病人，哪一件不要派出所去的？小航，这是你妈交代的。到此为止吧，我不愿再和你讨论这件事。”
    “好吧。”郑航点点头。母亲说的，便是先皇铁券。他拿起姨妈熨好的制服，对她露出温暖的微笑。“我得走了，明天的会场今晚必须布置完毕。”
    姚琴站在客厅中央，脸上一副紧张的神色。他知道他一转身，眼泪便会从她的眼里涌出来。所以告别后他从不敢再回头，他见不得姨妈的眼泪。
    但郑航终究还是离开了警令部，只是姚琴一听到消息便去找了开阳区公安分局局长关西，然后找到徐放，对郑航的工作安排做了非常具体细致的干预。郑航明白抗拒没用，便想用学习弥补自己。他向同事学习刑讯、逮捕策略和卧底知识，了解犯罪心理画像、集团犯罪和贩毒案件。他学得很起劲儿，所里的老民警阳阳却嘲笑他纸上谈兵。
    “纸上谈兵”，这词听起来令人很不舒服。但郑航很看不起武警转业的阳阳，认为他不学无术，不求上进，所以很不以为然。
    但实际上，“纸上谈兵”落在这次升职考核中，却成了事实，它简直就是郑航的噩梦。除了理论测试，更多的是体能训练和侦查程序。郑航觉得他是一张白纸，前怕狼后怕虎，左焦右急，思虑过多，越是恐惧越容易搞砸。模拟处警时，把装备锁在车里只是一次小事故。
    一个月过去，关西看到了民警的主观能动性，不断地提高考核层级，驱使每个人一遍遍地去攀爬高耸的“考核墙”。大家的睡眠时间越来越少，被鞭策着去训练的时间越来越多，操练越来越严格。每过一天，大家的期望值就高一分……总会有人在高强度的训练中获得奖励，但也有人半路退出。
    郑航不愿做那个退出的人。他心气很高，争强好胜，即使不为当官，也不能被别人比下去。何况，他理解关西的心思。局里僧多粥少，警多官少，在这么一个狭小的上升通道里，这次考核为选拔真正的人才突破了旧规。
    理论测试，郑航不怕，但他拼命地跑，不停地训练，不论是单双杠、攀绳，还是俯卧撑，只为通过三项体能测试。
    昨晚开展的是处警追捕实战演练考核。关西和贾诚模拟多种场景，参与者都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以前，郑航做梦的主题总是爸爸或妈妈，他在暗夜里寻找、呼喊，看到突然出现的父母，却又猛然惊醒。而现在，他的噩梦变成了鲜明的彩色，充满暴力的气息——闪烁的警灯、尖叫的警笛。他不停地向前奔跑，沿着无尽的隧道夺命狂奔，一路上全是火红的枪弹四处蹿飞，爆炸，轰响，摧毁，鲜血淋漓。
    有好几个夜晚，他突然惊醒，努力遏制住自己疲惫的叫喊声；还有一些时候，他只是躺在床上，感受来自身体的抽动，默默地舔舐白天留下的伤口。
    到了早上六点，起床，再次投入训练过程。
    已经过去一个多月，还有半个月。不能表现出软弱，不能暴露缺陷，只能默默忍受。
    郑航拼了命也要熬过去。他父亲曾是局里最年轻的派出所所长、最年轻的刑侦队长，现在的局长关西只是父亲的后任接替者。父亲遭遇了不幸，他要更加坚强，做一个和父亲一样的人。他在参与竞争者中年龄最小，但名气最响。每次列队，总有人在背后小声议论他。“他就是郑平的儿子。”“他妈妈也没了。”“孤儿……”
    大哥大叔辈的竞争者们大都侧重于体能训练，实战已了然于胸，他却正好相反。
    走到楼下，操场转角处聚着一群人在谈天说地，都是参与升职考核的竞争者。看来他们正要开始今天的训练，碰在一起，总要聊几句。院校毕业的向军转干部请教枪械知识，军转干部则向院校生请教警体技能。只要敞开心胸，尽管处于同一竞争平台，大家也乐于助人。
    郑航绕过人群，走到公安局后门。外面便是西苑公园，清凉的晨风徐徐吹来，带着清新，带着花香，好像给了他一个爽神浴。
    他径直朝着上山的小道爬去，然后慢慢加速。痛苦、烦恼、伤害在脑海中渐渐退去，茂密的绿叶像一条条标语：“我行，我自信，我一定成功。”
    “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只为那些期待的眼神……”郑航气喘吁吁地默念着《从头再来》的歌词。疼痛不已的身体在抗拒，腰肋像断了一般，托不起上面的躯干。但他没有停下脚步，无论怎样，都要继续前行。一步一步地，任由疼痛一点点加剧。
    郑航明白这个道理。十二年前，爸爸牺牲了，他就懂得；十年前，妈妈去世，他彻底懂了。他站在大青山公墓高高的石阶上，遥望着苍茫的云天，那里有一只鹰在孤独地飞翔，他要做那只鹰，不，他要像鹰一样活着。
    3
    走到收容救助所门口，宝叔靠着廊柱悄悄地观察。对面街区中央，一道很窄的门脸，虚掩着，没有挂任何招牌，但门框上贴着一张手写告示：
    社区自愿戒毒管理中心
    见面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至11：00
    现在不是见面时间，但门是开着的。宝叔退后几步，向两边张望，楼右边一道严密的栅栏挡住了入口，左边是一条双车道的马路，隔开了收容救助所和管理中心。他顺着柏油马路，走在楼与车道之间，过了一道石灰拱门，来到一处院子。两排整齐的桂花树，几丛灌木，零散的草皮，大小十几个塑料凳子上坐着一群男男女女，有的在抽烟，有的在吃东西。一地的烟头、果皮和空易拉罐。
    宝叔心里涌起厌恶和怜惜，感觉自己来错了地方，但他明白自己这身广告衫、牛仔裤、破靴子的打扮，和这里的人没什么两样。
    再往里面走，却有人看守。注意到宝叔走过来，立即喝令他止步，等待喊到名字再进去。他想真的走错了地方，这里还是收容救助所，难怪如此脏乱。接着，他又想到自己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不该歧视。贫困的原因很多，有人因为暂时受挫，有人因为负债累累，有人因为走投无路。有人好吃懒做，有人身患恶疾，有人自暴自弃，有人被剥夺了应有的权利。许多人出于生活所迫，而不是自主的选择。酗酒，吸毒，文盲，不务正业，没有一技之长，没有人生目标，各种原因导致他们无力赚钱，只能沉沦到社会的最底层。时间一长，便失去了重新站起来的能力。这样的人生能改变吗？
    政府的救助也不过维持现状罢了。
    宝叔决定执行b计划，在看守的门口转身，步行几公里，来到贯通辰河大道的佘湖桥下。他边走边思考，怎么跟某种人沟通，找到他需要的东西。
    日头缓缓下沉，气温也降了下来。宝叔的目光锁定在一棵银杏树下的三个人身上。他们懒洋洋地躺在破棉絮上，轮流抽一根烟、喝一个矿泉水瓶里混浊的液体。那瓶里装的肯定不是水，而是酒。目前，辰河还没有出台什么规定管理流浪者的行为。
    宝叔盯着三个流浪者看，其中两个反盯着他，不过眼里没有明显的敌意。作为曾经的流浪者，他一直牢记要与任何流浪团伙保持距离。没有人生目标的流浪者极易被激怒，发生难以预料的后果，尤其在酒精的作用下。他已经自觉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人，回归法律和秩序的保护。但现在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谨慎。
    他向那三个人走去，逐个观察。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右脚重度残疾，背靠银杏树坐着。头发大概有大半年没有修剪了，黏糊糊的，用一根红绳扎着。上身穿着一件长袖圆领衫警服，胸口的“police”标志十分惹眼，下身穿着一条沙滩短裤，露出两条参差不齐的腿。这时节穿短裤似乎少了点儿，不过当你看到他左边光着脚丫，右边膝盖截肢处肉乎乎的反光，就不会再有其他情绪了。
    第二个看起来像欧亚混血儿，满头棕黄的卷发，鼻子很挺，脸上大块大块的白斑，斑块的肤色像白种人。大约二十多岁，身穿针织衫，牛仔裤，虽然脏，但穿着整齐。很瘦，面呈病态，一眼便知是个吸毒鬼。
    第三个人背对着宝叔盘腿坐在草丛里，尖削的肩膀挂不住衣服，破了几个大洞的黑色毛衣松松垮垮，几乎可以想见衣服下面是一根根轮廓分明的肋骨。他的头垂在胸口，似在悔罪，似在冥想，但肯定没有睡着。
    宝叔说：“想好好吃一顿吗？兄弟们。”他装成同类的样子，指了指城市方向。
    男孩的眼睛亮了一下，混血儿冷冷地盯着他，说：“有什么条件？”
    “没什么，我也想吃了。我是宝叔，原来在瑶光混的。”
    混血儿别过脸，嘟囔了一句。根据宝叔对不礼貌语言的敏锐观察，那是一句国骂。但现在重要的是跟他们打成一片，管他呢！
    男孩开了口，努力表现得友好，但避开了宝叔的目光。“我是计伢子，这是我大哥爱军，我叫他军哥，这是……”男孩正准备介绍下去，背对宝叔的人忽然伸出肘子，撞了一下男孩的腰，痛得他叫出声来。
    “很高兴认识你们。”宝叔进一步靠过去，伸出手，希望这手势能够表达他的善意和信任。男孩和混血儿僵住了，气氛有些尴尬。
    宝叔想绕过去，跟第三个人打招呼。那人却突然微微侧过身，开了口，声音不阴不阳。“你现在日子好过了，想逗我们开心吗？”
    宝叔闻言一震。这声音，这声音……太熟了。
    他不喜欢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不欢迎他。
    这个世界没人对他负责，这是他从小就怀疑的、令他伤感的事实。只是那时他还相信奋斗的力量，大学毕业后，这想法被无情地击溃。他很痛，有一阵人生变得相当灰暗，他觉得不管什么事都没有意义。之后有天晚上，他坐在佘湖山顶，想啊想，终于想清了一件事情，他要为一个目标活下去，只要达成这个目标，让他干什么都可以，没有底线。
    在他看来，夜晚是一天中最美的时光。阳光被吞没了，天空灰蒙蒙的，偶尔有星星和云朵，仿佛在虚无里漂染过，若隐若现，成了黑夜记录心情的笔记。城市霓虹闪烁、灯光灿烂，最后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漆黑一片。
    他一直都喜欢待在暗夜里。他还记得以前每天吃过晚饭后，妈妈都会把他抱到床上，让他靠在枕头上，数窗外的星星，没有星星，便想象星星在哪里。
    那是一间朝北的窗，窗外不像现在这样高楼林立，躺着就可以看到北斗星，看到北极星。母亲没读过什么书，但她能认出天枢、天璇、天玑、玉衡……能讲北极星的故事。她说，北极星象征着坚定、执着和永远的守护，就像天底下所有的母亲，这个世界，只有母亲对儿子才会不离不弃，永远守护，永远不变。
    这是属于他们母子的时刻。每当这时，母亲会唱童谣，讲故事。她脸上的表情会变得柔和起来，嘴唇弯起，形成一个淡淡的笑容，身体也跟着放松下来。只是，往往一首童谣还没唱完，母亲便深深地叹一口长气。
    美好的一刻结束了。母亲站起来，好看的笑容消失，忧郁的皱纹再次爬到脸上，让她看起来至少老了十岁。她把被子重重地掩在他身上，把门框当镜子，对着门抓抓头发，然后径直走了出去。
    直到长大了些，快成年时，他才开始思考属于母亲的这些片段。为什么母亲大白天待在家里睡觉，只有下午和晚上才出去上班呢？为什么母亲只将晚餐那片刻时间留给儿子？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可是，还没来得及问清这些问题，母亲就消失了。也许留有悬念的东西往往是记忆最深刻的，常常勾起他的回忆。
    他缩身在车厢里。窗外没有灯光，很黑、很安静，不时有风刮过车顶的声音从耳边掠过，像毒蛇吐着芯子，让他产生自己正待在十八层地狱的错觉。
    突然，他身体一僵，因为他好像在风中听到了人声。侧身望着窗外，仔细聆听，又一阵风刮过，他确定的确是人声。他疑惑，谁会在这里？犹豫了一会儿后，他把水果刀放进小工具箱，推入驾驶座下，隐藏起来。
    一个年纪不小的夜行人。从东侧走过，根本没有靠近他的车便转了弯。
    他莞尔一笑，都怪自己听力太好。这是他自小练出来的本领。孤独的夜晚，想妈妈、等待妈妈回来的夜晚，他以聆听屋外的声音，辨识声音原委打发时间。日复一日，连屋顶上走过一只猫，他都能听出那是张婶家的，还是王奶奶家的。
    他直起身，钻进驾驶座。虽然那人没有走近，但他还是准备观察一下周边情形就离开。这个地方，他已经蹲守很久，来往行人、作息规律都了如指掌。他是个有目的的人，不喜欢空耗时间，也不喜欢嘈杂的空间。语言是空虚、无聊、伪装的外壳，是灵魂的坟墓。一群群人聚在一起闲聊、打牌、跳舞、唱歌，还乐此不疲，真让他感觉匪夷所思。
    有时候，他担心那些充满伪装、虚假的空间——霓虹闪烁的洗浴中心、锣鼓喧天的歌厅、争吵喧哗的茶馆、饭店——会发生爆炸，夷为平地。每天早晨醒来，他都要站在阳台上看一看周边的娱乐消费场所，看他们是否已成废墟。
    这想法让他害怕，他不得不做几个深呼吸——白天他也是这些场所的常客，晚上他是绝对不去的。可惜，他的担心从未发生。他把驾驶座调整到位，狂躁地揉了揉太阳穴，督促自己赶快离开这里。
    启动引擎，正要往前面行驶，座位下面发出“哐当”一声。
    他戴上橡胶手套，伸手到座位下，缓缓拉出一个黑色工具箱。箱子不大，非常普通，可能塞满单据、卡片、纪念币和领带卡。但实际并非如此。这个箱子里面放的是一套医疗解剖器械，十分精致、实用。他检查了一下箱里的卡带，一格一格的内袋上别着锃亮的金属器具，数了数，有十个种类，每种器具各有用处，都是白天在家里用药水消过毒的。
    他将中间的卡带掀开，下层是一小卷强力透明胶带和两把普通的水果刀，刀面锋利，一尘不染，如果拿到刑事痕检室检查，绝对查不到指纹。除了这些，他还在箱子里放了一小瓶水合氯醛，以备不时之需，谢天谢地，他还没有机会使用。水合氯醛旁边是一叠一寸见方的塑料袋，袋里装着白色的粉剂。这是他用作重要物证的东西，常人难以找到，但他总有办法，很多跟这东西有染的人把他当作救命恩人。
    他摸了摸袋子，柔软细腻。很好，他已多次使用这种东西，非常熟悉。这种塑料袋也是他们常用的，没有丝毫独特性。他的行事作风便是不留下任何独特的东西。
    他做了个深呼吸，努力思考是否还遗漏了什么。这个过程持续了好一会儿，说实话，他有些紧张。最近一段时间，他一直在开始日期上犹豫。四年来，那些特定夜晚发生的事情现在都历历在目，但发生在白天的一切即使是在昨天，却仿佛蒙上了一层朦胧的光晕，如梦一般。
    春天来了，万物生发，整个世界都欣欣向荣，腐朽的、肮脏的、垂死的、毒害的，都该消失才对。他站在花红柳绿的辰河边，四年来的春光在他脑海里一下子鲜活起来，那些画面简直历历在目。他很担心一旦等得太久，所有的记忆都会统统消失，它们会和其他想法——那些让他疯狂，又让他倍感寒冷的想法——一起消失在空虚的黑洞里。他又会再次坐到佘湖山顶，怅然若失地，无助地瞭望，感到生命无趣。
    汽车离开黑暗的小巷，绕过南正街，进入辰河大道。经过佘湖桥时，他拿出一个食品袋——袋子早已用氨水擦洗过，一个指纹都不会留下——轻轻地放在桥头的草地上。不远处，有一群群流浪者，不用多久，这东西就会进入他们的肚腹。
    没错，这是他为他们购买的饼干、蛋糕、面包和矿泉水。是在“步步高”买的，还是在联都国际买的，他记不清了，细节统统消失，滑进了记忆的黑洞。但他记得是用不记名的消费卡付的账，发票在出门时随手扔进了安检门的垃圾桶里。
    发票不可能留着。因为害怕记忆跟他开玩笑，他戴手套的手在里面翻检过好几遍。干蠢事是不可原谅的。他妈妈曾多次教导他。她总说，可以任由该死的蠢货在身上捣弄，但他必须为此付出成倍的代价。而她的儿子是最优秀的，胜过那些蠢货千百倍。
    他不再东张西望，挺直腰杆驰向灯光辉煌的城市。他又想到了嘴，为了苟延残喘而胡言乱语的嘴。不过，他立即止住了这个念头，希望它进入坟墓，他很清楚只要这些嘴没有闭住，他的想法就会反复出现。
    行了，只等鱼儿上钩。
    他把车停在遥岭巷转角的阴影里，放倒靠背椅，舒服地躺下。四年来，每到春夏交替之际，多少个夜晚，他就这样在车上度过。四年，他没有感到丝毫不适，也没有引起任何注意。这得益于这车是最常见的车型，车上不断变换的牌照，以及最隐秘的内饰。
    表面上，从外面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车内的情形——破旧的仪表台、普通的坐垫、肮脏的脚垫、不明的毛发、烟头，里面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错了，你看到的，只是车窗玻璃贴膜给你的幻象，你完全看不到车内的情形。
    这一刻，他头脑一片澄明。他扪心自问，我这么做对吗？为什么四年过去，我却感到更加空虚，更加寒冷？那些卑微的灵魂虽然肮脏，但相比道貌岸然的人，他们作恶，仅仅出于求生的本能。
    他的疑问持续着，但是这个世界并不如人所愿地给出答案，它从来都有自己的逻辑，总是自行其是。因此，他也只能自行其是，做他力所能及的拯救。
    对，就是拯救。他拍拍胸口，工卡还在里面。他拿出来，最后检查了一遍。工卡为长方形，设计简洁，美观大气，蓝色背景衬着白色汉字，上面写着“副主任”。
    他把工卡佩戴在胸口。夜色越发浓了，火车站的钟声敲响了十二点。
    “嘴是用来揭露真相的。”他嘀咕着，神色越发凝重。
    4
    场地很美。方娟离开汽车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处孤立的江湾，一片不大的沙滩延伸到江心，上下游都是高高的悬崖。她走到江水的边缘，发现江水是如此的浅而清澈。沙滩边除了很少的赭色破木块，几乎没有其他生活垃圾，比如废弃塑料制品。最近几年，辰河市有许多条河流因为受到严重污染而禁止了挖沙作业和渔猎。挖沙船通常被认为是破坏河道及水质的罪魁祸首。
    她在沙滩上欢喜地转圈，长裙像花一样绽开，直到发现男人们全都直直地盯着她，才羞涩地停下来。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禁毒支队里，方娟是参加这次聚会的唯一女性。支队本来还有两名女警，但她们都有孩子需要照看。
    她回到男人聚在一起的地方，禁毒办主任乔军拿给她一瓶椰奶。她其实想喝矿泉水，或者像男人一样喝啤酒。清早出来得急，昨晚倒好的凉开水忘了喝，喉咙干渴了一上午，她不想拂乔军的意。
    最近，乔军十分关心她的感情生活，时不时地问她找到男朋友没有。她总是说正在找，但还没确定，这是给人机会的意思。她想既然乔军关心，想必是想介绍一个什么人。
    “有没有一个标准？总不能寻找一辈子吧！”
    “寻找到最好的那个呗！”方娟调皮地回答。
    “那你如何肯定你找到的这个就是最好的呢？”乔军继续问，“我老家有个典故，叫作‘猴子掰苞谷’，你只能一路穿过玉米地，不能回头，但你希望找到那个最大最好的玉米棒，你怎么办？”
    方娟思索了一会儿。“猴子掰苞谷”的故事，她从小就听老人说，但从未仔细想过。
    那时，方娟正在乔军办公室呈报社区自愿戒毒管理中心年终总结。乔军把总结看完，刚想说行，方娟抢先告诉了他答案。
    她说：“我把玉米地划成两半，前半块地只观察、比较，找到玉米的平均水平，之后，在后半块地里看到超过平均水平的玉米时，就把它掰下来。虽然它未必是最好的玉米，但肯定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玉米。”
    乔军听到这个答案，痴了很久。方娟是用理性的计算来分析猴子掰苞谷的，融入了博弈论的观点。她不知道乔军对这个答案怎么看，但很长一段时间，他没再问她。
    江边的阳光清澈而柔美。男警察们有的在钓鱼，有的在打牌，有的在弄烧烤，有的直接躺倒在沙滩上晒太阳。乔军在沙滩上铺上厚厚的报纸，邀请方娟坐下。
    “你还记得上个月卧轨的瘾君子吗？”乔军说时双手放在颈后，“后来查明，那家伙竟然是想在铁轨上睡觉。”
    “他不是死了吗？”她盘腿坐在他身旁，“这人我印象不太深，但记得他来过两次管理中心，想拿替代品。”
    “他家人要闹事，关局长头痛得紧。你知道是谁平息的吗？”乔军继续说，“政法委的毛南葵。因为警察赶到铁路现场时，死者已被轧成碎片，尸体的大部分都被狗咬烂了，只得任由狗在那里吃他。”他大笑起来，凸起的腹部跟着抖动。“他家人想要尸体，毛主任让几个瘾君子去处理，他家人再也没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