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希望有双看穿未来迷雾的慧眼。当然，每个人未来的预兆可能很暧昧、可能很微妙，可能如梦似幻，也可能是字谜。这是很自然的：要是未来的事那么简单就能预知，那谁都可以预知了。
    李医生带一点卖弄的说：“别相信什么百家讲坛，《周易》谶纬三部曲，实际上是夏商周三代为卜筮而设，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周易》是卜筮书的事实。从某种角度考虑，卜筮能用一套系统，解释人们所能遇到的各种问题，这本身就颇具有丹道的意味。可以负责任的说，卜筮和拓扑学、混沌理论一样，是通过一定手段实现预测未来的活动，是预测学的一种。
    具体言之，卜筮并不象许多人误解的那样，纯粹靠胡说八道蒙人，而是有着严格的操作程序，其中有相当多的指标是非常客观的，不许随意歪曲的。根据我对于谶纬的考证，卜筮具有相当的准确性，而这种准确率绝不是凭主观猜测所能达到的。也就是说，卜筮系统必须具有极其广泛的适用性才能满足复杂的预测需要进而可以推断，卜筮系统实际上抓住了足够众多的事物之间的共性：
    这与那些方士的巫术不谋而合，以某种神秘的共性反映了本质的联系。如果这种推断能够成立，则《易传》关于《周易》的使用说明书被认为是《周易》丹道宗旨的概括和总结，也不纯是误会。也就是说：站在《周易》谶纬的角度，谶纬为卜筮而设，《易传》是使用说明书。站在《易传》的角度，《周易》谶纬是《易传》丹道宗旨的载体，卜筮是《周易》丹道宗旨的具体应用。
    卜筮就是占卜、算卦的意思。古代很早就有了占卜。据《史记》、《周易》、《尚书》等古籍记载，在伏羲、黄帝的传说皇朝，就有了占卜，原始的前兆推崇就更早了。被推崇为前兆的现象是自然界的一些偶然现象和人体生理现象，是被古代人认为不平常的、奇异的现象其被列为前兆的面很广泛，地上动植物的异变，天象的奇异现象，气候、季节的不时，人的梦和人体异变等等。
    现代人据此发明了地震预测学、大数据链路，而古人由此而产生的占卜形式有：虎卜、鸡卜、鸟卜、兽骨卜、竹卜、筮占、樗蒲卜、星占、相风、望气、相地、梦占、相面等等。被当做前兆的上述现象中，动植物方面与古代人的生产和生活最有密切的关系，最早为人们所注意，按照先民的看法，万物有灵。
    无论是在天上、地下或是水中，都有神灵，而且世间万物也都无不听命于这些神灵。按照科学解释，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幻想能控制和影响客观事物以及部分自然现象，于是便产生了祭祀和巫术活动，巫师也随之出现。然而我们对巫师的各种情况，如名称、传承、服饰、法器、神坛、咒语、巫术、占卜等，几近一无所知。或许在某个偏远的地方，或多或少地保留了一些较为接近于原始教门的巫师的面目，有待于进一步考察。”
    虽然李医生的这番说辞有些神神叨叨的感觉，但是他那隐晦表达的意思却非常的明显，那就是占卜、谶纬并非如同现代科学所批判的那番单纯，这里面隐藏在能够让人类走向更远世界的东西。
    “而现代都市在少男少女中风行一时的占卜、算命与通灵，大部分是国外出口转内销的。它们有时让人深信不疑，因为心理暗示很多都与现实相符，甚至因为玩了之后害怕发生预料不到的灵异事件而更引人入胜，反过来让很多人相信，算命与通灵、请碟仙镜仙时与不可知的异世界发生接触，出现超自然力量。有人说碟仙是不能随便“请”的，因为有“中邪”的危险。美国灵学人士苏西史密斯就自称请碟仙出现精神障碍。美国精神病学家卡尔维克兰德在著作中写道：“碟仙占卜产生了疯狂的结果，占卜者不得不住进精神病院。”很显然，没有经验的人很容易在占卜、测字活动中受到暗示而出现困惑。即使是明白人也会被碟仙迷惑，认为下意识的肢体运动很难解释这种“显灵”，结果很“邪”。
    老马却是讥笑一声说道：“你少在这里神神叨叨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不要乱讲，纯粹是在迷惑世人！这种人我们警察见得多了，不过是习惯性推卸责任……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把邪门的结果归咎于邪灵，而不是自己的潜意识，可以心安理得。有时人们请碟仙是为了表达内心对死亡的恐惧，碟仙“显灵”就会对内心产生巨大的震撼，严重时可以扰乱正常生活。以一个老警察身份建议，这些人最好远离碟仙！”“预测未来？那不过是个神话而已。”老马作为一个坚定的站在红旗下的刑警对那些神神叨叨的东西是不信的。“那些江湖骗子！他们都是一群猪！连个灯泡也没有自己点亮出来，却整天在搞这些神神叨叨骗人的东西，实在是不务正业！比起科学家脚踏实地、勇猛精进的精神，相差太远！”
    “不一样，心理学也是科学！”李医生睁大了眼睛，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思考上面出现的这个问题，这种问题不是他的思考风格。似乎有什么隽永的东西影响了他的思绪，让他不由自主的开始钻研这些神神叨叨的东西。晃了晃脑袋，李医生反驳！“所谓‘显灵’的信息，其实是源自我们的内心”。其次应是梦，因为怪梦不由自主，有时印象很深刻，经过好久也难忘，容易与一段时间所做之事的成败联系起来。天象方面，流星、彗星、日食、月食等奇异现象都被推崇为某种事情的前兆。据说八仙的何仙姑就精通此道。还有人以棋艺卜筮。比如淝水之战前的谢安。
    关于物象推崇，主要是动、植物的诡异表现。古人不懂地震预测学，动物的异变多被认为是凶兆。商书曰，呜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祸之时，百兽贞虫，以及飞鸟，莫不比方，矧惟人面，何敢异心。《墨子》一旦有祸殃将至，连被认为是四灵之一的龙的异变表现，都被推崇为凶兆。《墨子》中就记载着三苗大乱时，出现了龙生于庙，犬哭乎市的凶兆。春秋战国时代，《左传昭公十九年》：郑大水，龙斗于时门之外洧渊，国人请为萗焉。国人要求进行萗祭是因为推崇龙斗是更大灾害来临的前兆，想通过祭礼禳灾。《左传》中还记载着二件有关蛇的征兆，推崇消灾解难。一件是庄公十四年，内外蛇斗，初，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这一异变现象被认为是妖兴之兆，因为妖不自诈，人弃常则妖兴。另一件是文公十六年，有蛇自泉宫出，入于国，如先君之数。秋，声姜薨，毁泉台。古代人对蛇存在着强烈的恐惧心理。
    牛本来是最接近人的家畜，但稍有异变，人们也会顾虑将会有什么灾异，不知道是不是和蚩尤有关系，或者说因为恐怖谷理论。《列子》中载：宋人有好行人义者，三世不懈，家无故黑牛生白犊，以问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荐上帝。居一年，其父无故而盲。其牛又复生白犊，其父复令其子问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复教以祭。居一年，其子又无故而盲。其后楚攻宋，围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壮者皆乘城而战，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围解而疾俱复。
    至于植物类在古代前兆推崇中，一般地说被列入吉兆者比较多。其中因为汉朝的造神运动，流传比较广泛的是推崇朱草生，嘉禾出现，二树连理或草木连理为祥瑞之兆。朱草美丽，嘉禾是茎长多穗的嘉谷，这种事物本身就是人们所喜爱的现象，自然列为吉祥征兆。此外，兰、华萍、萐苹、樗蒲等，也常被人当做祥瑞观察的对象。
    反过来，教门信仰是从对王朝的感性认识起步的，当纯粹的理性不能解决问题时，就会产生教门、巫术等非理性的解决办法。英国的模因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就认为：初民对于自然与命运，不管是或则利用，或则规避，都能承认自然势力与超自然势力，两者并用，以期善果。只要由着经验知道某种理性能有效用，他便不会忽略过去。他知道禾稼不能专靠巫术生长，独木舟而不制造适当也难航行水面，战争而无武勇更难攫得胜利。他永远没有单靠巫术的时候，然在另一方面，倒有时候完全不用巫术。即如生火与许多旁的技艺之类。凡有时候必要承认自己底知识技艺不够了，便一定会利用巫术的。
    这段话可以说是用现代科学解释巫术……这原始的心理学和预测学，当人们能认识事物的规律时，他们一般就不会再去动用非理性的解释和行动；只有面对不能总结出规律的事物和事件时，非理性的解释和行动才会出现。比如现在人们去庙里烧香，一般会祈求婚姻、前程之类不能用科学来解释预测的方面，没有谁会祈求科学能够准确预测的东西。古人也是如此，他们能清楚地区分理和数的关系，不会所有的事情都祈求教门、巫术。比如周桓王时代，周郑繻葛之战次年，熊通率其三军渡汉伐随。这是在若敖、吩冒时都不敢有这样的奢望。随国在今湖北随县境。是周王朝封在汉江以东的最大的诸侯国，也是汉东诸国之首。熊通采取的是伐谋，想以逼服随国的方式示威汉东，先断汉阳诸姬半壁江山。楚军进逼随国，随侯派人责问缘故。熊通回答说：“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
    楚国既然陈兵于瑕地，先派人到随国去求和。随国派少师主持和谈。斗伯比便建议楚王把精锐隐藏起来，让随人看到的都是老弱病残之兵。果然少师回去后便请求随侯追赶楚军，随国大夫季梁劝止，说：“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诱我也，君何急焉？”随侯害怕，便只好答应楚国向周天子转达楚君熊通的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周天子的拒绝。熊通得知后不知是假装义愤填膺，还是真的生气了，他大吼道：“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早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今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于是自立为王，成为春秋历史上楚国第一王，即楚武王。
    中国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小国林立，在襄樊一带发生了多次战争。其根本原因是日渐强大起来的楚国积极向外发展，不断扩充兵力，问鼎中原，图谋霸业。熊通称王之后便在沈鹿会盟周边诸侯，但随、黄两都国没有参加。楚武王就亲自率军攻打随国，大败随军，俘虏了随国的戊车和右少师，随国承认了楚国的王号之后，楚国撤军。楚武王三十八年，巴国派使臣前来楚国通报欲与邓国交好。楚武王对巴国的要求表现的很大度，专门派出向导领巴使前往邓国行聘。但到了接近邓东南部边地时，巴使一行突然遭到当地人的袭击，楚武王派出的向导也被杀害。楚武王大怒，立刻派人赶赴邓国予以谴责，并要求邓国应对此事负责。邓国态度傲慢无礼，对楚武王的要求不屑一顾。楚武王怒，派大军联合巴军攻打邓国，大败邓军。楚武王四十年，楚武王派大将斗廉护送大夫屈瑕去与汉东贰、轸两国结盟。郧国为了阻遏楚国势力东进，陈兵于蒲骚阻挡楚国使团，并联合随、州、绞、蓼等新仇旧恨共谋攻楚。
    面对五国联军，楚使团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楚将斗廉主张率兵奇袭，先击破陨军。斗廉认为只要趁他国军队未到的时机先将事件的策划者陨国击败，其它各国自然望风而逃。大夫屈瑕则认为手中军力不足，提出向楚王要求增兵，斗廉说：“军队的胜败在于团结与否，而不在于人数多少。当年周商之战，将军应该是听说过的。今天我军已准备就绪，又何必请求援军呢？”左司马说：“那我们占卜吧。”斗廉毅然拒绝，说：“遇到无法决择的事才需要占卜，现在我等决心已下，何需占卜?”随即出锐师袭击陨军。郧军措手不及，很快失败。其它各国见陨军大败，果然调头返回。于是楚军败郧军于蒲骚，并最终完成了会盟凯旋而归。
    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古人认为，太阳和月亮就属于“不疑”的范围，文人墨客总是喜欢琢磨：“太阳每天升起”究竟是事实、想象还是猜测？对于整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如果有事没事就这样反思，一定会饿死的。倒是对于上位者，对未来的事情进行预测估计是非常重要的，既然太阳、月亮每天都照常上班、下班，从不迟到、早退，很容易就摸清它们行动的规律。如果说有其中什么神意，那也只是大自然的规律。《尚书》上讲得很清楚，尧做了天子后，第一件事就是命令羲氏与和氏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制定历法，供老百姓使用。至于在各种节气祭祀日月，更重要的目的是确定时日，为国家的治政运作提供依据。要说崇拜，其实是对有规律的大自然表示敬意，日月星辰不过是大自然的一颗棋子，有什么神性可言？
    这一下就抹煞了国家层面的星神崇拜，从那时起，由于天象的规律和国家的统治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天文学都被掌握在国家手里，平头百姓是没资格去搞什么天体研究的。有人说中国模因是一个早熟的模因，很早就把重心放在对人事的关注上。而早熟的模因面对教门信仰时，会尽量把它纳入整个王朝运转的体系中，将其世俗化、模因化、实用化。对天体的运行规律，同样会放在有利于统治的角度来解释。董仲舒曾经说：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占视占瞑，副昼夜也；占刚占柔，副冬夏也；占哀占乐，副阴阳也；心有计虑，副度数也；行有模因，副天地也。这就是把人与天的基本元素……对应起来。一年有366天，人有366块小骨头；一年有12个月，人有12块大骨头；人有五脏，天道有五行；人有四肢，一年有四季……在董仲舒看来，天是大宇宙，人体是根据自然规律复制的小宇宙，认识自己就认识了天道，完全没有必要神化太阳、月亮这些自然规律的执行者。和希腊人异曲同工吧！
    在西汉灭亡东汉建立后，因为光武帝崇信谶纬，所以“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都去钻研谶纬卜筮。譬如三国时期诸葛亮的《马前课》预言，相传为三国时期诸葛武侯于军中闲暇时推演《马前课》，预测天下大事。从字面上讲，就是在出兵之前，在马前面卜筮一课，即起卦的意思。诸葛亮的《马前课》十四课预言非常好破译，每个朝代就一卦，这样往下排就是了。还有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其它很多预言书，比较难破译，因为这些预言讲历史大事，有的时候一个朝代可能有很多大事，有的朝代大事要少一些，没有《马前课》那样有规律……”。
    老马本来有些不耐烦，在听得入港之后，脑中顿时有了不一样的感觉，同时心中隐隐有种触类旁通的意思。
    李医生更是如此，种种资料从脑海中调阅而出，心理学与量子力学繁复交杂，相互包含，两方面齐头并进，也许能够迸发火花。
    “上次你们提及的龙潭村的阴阳鱼图，那么阴鱼眼的位置就应该是卸岭门徒的基地。”
    ”原来也这么猜测过，！老马接口说：问题是如何界定阴阳鱼的边，找不到边，怎么找鱼眼？”
    李医生有点得意地说：我就是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现在有点想法了。”
    ”什么想法？“
    “大家必须先琢磨：这个阴阳鱼是自然形成的，还是人为的？
    老马：恩……人为的？”
    “好，人为的，在这个前提下考虑，只要是人做的，就必然有标记或者痕迹。
    大家可以去找这个标记或者痕迹哪。”老马问：万一不是人为的呢？”
    “那就没办法了。”
    李医生说：但我十拿九稳判断是人为的，就是我刚才猜测的历史……方士想反抗朝廷而设的基地给我的启发。”
    所谓儒家最早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的巫祝、祭司们，在春秋战国时期因为孔子的出现而发展成儒家，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不止是争夺研究经费而是话语权，这个时期的选士制度也呈多样化特征。随着士阶层的崛起及各诸侯国之间空前激烈的治政竞争、经济竞争、军事竞争的需要使得各国君主都锐意变革图强，他们网罗人才、竞相纳士。这时即有重金招聘、设计求贤，也有贤者荐贤、献策自荐等方式。这些方式强调德行道艺兼求，但基本是和平时期重德行，战争岁月重道艺。
    汉高祖十一年。这一年，汉高祖杀淮阴侯韩信，梁王彭越被告发谋反，为汉高祖刘邦所杀。次年淮南王英布谋反被杀，汉高祖刘邦大杀功臣之后，做大法官感叹无人可用，于是当时下求贤诏，令从郡国推举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开汉代察举制度的先河。而把察举作为选官的一项制度则是从文帝开始的。汉文帝十五年，诏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参加对策，并根据等第授予官职。特科察举的制度因此正式成立。汉武帝于元光元年下诏郡国每年察举孝者、廉者各一人。察举有考察、推举的意思，又叫荐举。不久，这种察就通称为孝廉，并成为汉代察举制中最为重要的岁举科目。至汉武帝时成为一种制度，即由公卿、列侯和地方郡守等高级官吏通过考察把品德高尚、才干出众的人才推荐给朝廷，经过考核，然后授予官职。察举的科目很多，主要有孝廉所谓孝敬廉洁者、秀才所谓才能优秀者、明经所谓通晓经义者、贤良方正所谓能直言极谏者等。由侯国、州郡的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推荐给上级或中枢，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
    正如察举的主要科目有孝廉、贤良文学、茂才等。汉代的特科，后来又发展出文学、方正、至孝、有道、敦朴、治剧、勇猛知兵法、明阴阳灾异等等。特科中，贤良、方正、有道、敦朴、明阴阳灾异等科的应举者要参加对策，按皇帝指定的策题发表对政事的见解；明经科则要参加射策，即经术考试，然后方得除授。汉代的岁举，除孝廉外还有廉吏等科。东汉因避光武帝刘秀名讳，秀才改称茂才。秀才在西汉后期成了岁举，举主为刺史，遂形成州举秀才、郡举孝廉的体制。对于被察举的人，朝廷会提出一些治国和经义方面的问题进行考核，叫做“策问”，应举者回答朝廷提出的问题，叫做“射策”或“对策”。董仲舒就是在汉元光元年以贤良方正连对三策而被录用的。董仲舒及门人开宗立派的儒教只是个雏形，不同时期儒家有不同的变化，主要是通过科举垄断上升渠道。
    从西汉到东汉初，察举的实施比较严格，保证了王朝对行政人才的需求，被举者如被发现不合标准，举主要承担责任，被贬秩、免官。察举保证了王朝对行政人才的需求。特别是孝廉一科，“名公巨卿多出之”，是朝廷官员的重要来源。孝廉举至中枢后，经选拔才能被任命为地方或中枢的有关官职。崇信宦者的汉顺帝阳嘉元年规定儒生出身的孝廉要考试经术，文吏出身的则考试笺奏。孝廉科开始向中枢考制度过渡。借助于科举制度，董仲舒、焦延寿一脉的天人之道、灾异感应儒教走上了内圣外王的道路，严格制度，党同伐异。甚至原本属于儒家八派的其他派已被打成了异端，甚至汉儒中今经文派与古经文派也因为谶纬预言解读不同，如同笑傲江湖的剑宗气宗一样势如水火。
    儒家从来不在乎流血，也从来不是铁板一块。早在战国时期儒家就内部分化而形成八派。毕竟孔子一生教书育人，学生众多，有所谓“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之誉。群英荟萃意味着众口难调，何况文无第二、武无第一。而孔子道统所涉及的范围又相当广泛，儒家弟子对孔子道统的理解不尽相同，难免会产生歧见。所以，孔子三不朽以后，儒家弟子就开始逐步分化。战国的中后期，儒学在成为“显学”的同时，在儒家内部也形成了八个不同的派别。《韩非子》的《显学》篇开宗明义：“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子张姓颛孙，名师，字子张，春秋末期陈国阳城人，身为传说中古神血脉的子张是孔子晚年的弟子，从学后学业出众，与子夏、子游齐名。曾从孔子周游列国，在陈、蔡之间遭到过围困。他勤学好问，经常与孔子讨论各种问题，《论语》记其向孔子问学达二十次之多。主张“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论语·子张》），明确反对“执德不弘，信道不笃”，“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论语·子张》）的人和事。子张的秉性有点偏激，孔子曾批评他“师也过”，“师也辟”（《论语·先进》）。但他为人博爱容众，交友颇广，认为君子应该“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论语·子张》）。子张终身未仕，孔子死后，居陈国，收徒讲学。子张传下来的弟子以后就形成了“子张之儒”，被列为战国儒家八派之首。荀子在其《非十二子》中曾十分严厉地批评“子张之儒”.把他们称之为“贱儒”：“弟佗其冠，神谭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大概是认为“子张氏的后学们似乎更和墨家接近以防护为主”，并推测“墨翟受了子张的影响”。
    “孙氏之儒”就是以荀子为代表的一派。荀子就是荀况，或为避汉宣帝刘询的讳称孙卿，是战国晚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继承了孔子的治学传统，是儒家经学的主要传播者之一；在治政思想上发展了孔子的“礼学”，倡言礼法兼治；治术上主张“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孙氏之儒”中除那些传承荀子经学的弟子之外，有名者是韩非和李斯，但他们两人已经突破了其老师荀子的儒家学派的界限，而成为法家的代表人物。
    仲良氏之儒，据《孟子“记载：“楚产也，悦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这一派兼有曾参、子夏二家之学。曾子是黄帝的后代，也是夏禹王的后代，他的修齐治平的政治观，省身、慎独的修养观，以孝为本的孝道观影响深远。而子夏并不象颜回、曾参辈那样恪守孔子之道，他关注的问题已不是“克己复礼”，而是与时俱进的当世之政。曾参在60岁时，与子夏、段干木设教于西河，发展成为西河学派，仲良氏属于这个集团，他的弟子有陈相、陈辛等，后来纷纷投入农家许行一脉，曾遭到孟子的严厉批评。而“乐正氏之儒”即为曾子弟子乐正子春一脉，传曾子之学。
    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发挥了孔子思想，儒家以孔圣之言，教化万方。《中庸章句》称儒，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大学》里的八目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子思把儒家道德范畴“诚”这一精神实体提高到世界本原的地位，对儒家的心性之学有重大贡献。荀子在《非十二子》中从否定的角度略有论及，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其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盂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督儒曜曜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可谓精诚所至，变化万千。
    孔子血脉所流传的子思一派，虽然血脉传承已经淡薄，但是学术在孟轲的手中发扬光大，浩然正气呵斥奸邪是他的象征，唐朝以后的儒家派系基本都是孟氏一派的分支。先儒主以修心为主，但在后期发现了修身的重要性，因此后期的儒家特别强调养气，正所谓“吾善养我浩然正气”。这就是“孟氏之儒”，自然是以孟子为代表的，亚圣孟子远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是战国中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曾自云：“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则谓其“受业于子思门人”。又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说“子思唱之，孟轲和之”。孟子提出了“人性本善”的理论，以及施行“仁政”、“王道”的治政理想和“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等，将数术引入儒家以会通天道、地道、人道，预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隐含着终始交替的意蕴。
    颜氏之儒众说纷纭，按照《论语》、《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等文献资料的记载。孔子弟子中姓颜的共有八人，他们是：颜无繇、颜回、颜幸、颜高、颜祖、颜之仆、颜哙、颜何。“颜氏之儒”究竟是其中何人之学所传，今天已难确断，学术界一般认为是以颜回为代表的。毕竟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其学派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安贫乐道，重在下工夫实践孔子的仁德思想。此外，在《庄子》一书中，也提到过颜回之学的“坐忘”、“心斋”等修心理论，可谓后来陆王心学，心外无物的滥觞，然而沉溺本心，却往往看不见存在之事。
    综合《论语》、《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等文献资料的记载，孔子弟子中姓漆雕的共有三人，他们是：漆雕开、漆雕哆、漆雕徒父，学术界一般认为“漆雕氏之儒”足以漆雕开为代表的。漆雕开，《汉书·艺文志》作漆雕启，“启”为原名，汉人避汉景帝刘启名讳改为“开”，春秋末期鲁国人，孔子曾让他去做官，他说对做官没有信心，孔子听后表示很赞赏（参见《论语·公冶长》）。漆雕开具有不屈的勇气，《韩非子·显学》中说：“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礼之。”在对人性的看法上，主张性有善有恶，《论衡·本性》中记：“宓（不齐）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论情性，与世子（世硕）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恶。”“漆雕氏之儒”这一派主张人性有善有恶，不愿做官，好勇任侠，属于儒家弟子中任侠的一派；宓子贱、公孙尼子、世硕等都是这一派的主要成员；善于“养勇”的北宫黝，亦当属于“漆雕氏之儒”。
    总之，战国时期的儒家八派，是当时“百家争鸣”中儒家内部出现的派别，子夏一派从李悝开始自立门户，最后荀况的弟子韩非彻底把法家与儒家关系割裂，而偏激的子张一派最后孕育出墨翟的墨家，反对秩序的他们再也不是儒家。之后是春秋儒生与汉儒因为“天人感应”而争，汉儒又有今古文尚书之争，在秦始皇焚烧各家经典后，儒家因为经书的重新发掘，陷入了由口耳相传的今经文派，与修习古代经书的古经文派两派之间的斗争。《尚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史书。成书于春秋末年，由孔子编纂而成。其时，正是王朝大变革、大动荡的时期，所谓“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深感不安，他一边搜集整理古藉，编订《诗》、《书》、《礼》、《乐》、《易》、《春秋》，一边讲学授课，把上述六种典籍作为教材向弟子传授。古人“尚”与“上”通用。“尚”即上古，“书”即记录在竹帛上的历史。“尚书”即“上古的史书”，也有“君上之书”的意思，因为这部书的内容多是臣下对君上言论的记载。东汉王充在《论衡·正说篇》中说：“尚书者，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故谓之《尚书》。”《尚书》所记始于尧、虞、舜，中历夏、商、周，终于春秋中前期的秦穆公，跨度1500多年。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天文、地理、丹道、教育、刑法和典章制度等，是来自上古祖先的声音，也是后世了解古代王朝的珍贵史料。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实现令行禁止，他在李斯建议下，大举焚书坑儒。坑杀方士集团，而除医药、占卜之类的书藉外，凡不是秦国史官所写、不是官家所藏之书，统统在三十天内焚毁。《尚书》自然难得幸免。当时，济南有个姓伏、人称伏生的人，曾在秦朝做过博士，有一部私藏的《尚书》。秦始皇下令焚书时，他偷偷将《尚书》藏在了家中的墙壁内。过了七八年，待刘邦、项羽的楚汉之争结束，“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所谓《史记·儒林传》，其余数十篇朽折散绝，成了残文断简。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伏生就用这部不全的《尚书》讲学于齐、鲁之间。汉文帝刘恒即位后，十分注重搜集整理古籍。他听说伏生有一部《尚书》，就派掌故官，一心削藩的晁错前去搜集。此时的伏生，已经九十多岁，不能进京，而《尚书》也早已破烂残缺。晁错只好住在伏生家中，由他口授讲解，自己……记录。伏生所藏《尚书》是用什么文字写成，已不得而知，但晁错记录时所用文字却是当时通行的隶书，于是被称为今文《尚书》，成为朝廷定本，并通行于世。后来，一些传经者为使大家尊信，竟将今文《尚书》说成原本就是二十九篇。因为二十九取法于天象，即北斗星加二十八宿之数。
    汉武帝末年，分封在曲阜的鲁恭王刘余，因扩建宫殿拆除孔子旧居，在墙壁中发现了几部古书，其中一部即是《尚书》。由于这部《尚书》是用先秦字体书写，故称为古文《尚书》。所谓“古文”，其实就是晚周民间的别体字。那时恭王肃然起敬，不敢再拆房子，赶紧将这些古书交还于孔子的后人孔丘十一代孙孔安国。孔安国将古文《尚书》和通行的今文《尚书》比对，结果多出十六篇。顿时如获至宝，毕恭毕敬地在征和二年献书于朝，无奈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翌年带着遗憾逝去。而由于古文《尚书》语言佶屈聱牙、字体奇异难辨，一时无人通读，朝庭只好封压起来。直到汉成帝时，经学家刘歆领校皇家藏书，用古文《尚书》校勘今文《尚书》，校出今文《尚书》脱简及异文若干，便向皇上建议推行古文《尚书》，可是立即引起众人不满，并由此暴发了一场今古《尚书》之争。今文派继承了先秦诸子遗风，思以其人道易天道，主张通经致用，解经只重微言大义，研究其历史治政；而古文派不重大道而重历史，他们要负起保存和传布文献的责任，留心在章句、训诂、典礼、名物之间。其间，古文《尚书》还出现了“河间献王本”、“中秘古文本”、“张霸百两篇本”、“杜林漆书本”等。比较流行的是“杜林漆书本”，因为该本没有“佚书”十六篇，只有同于今文《尚书》的二十九篇，贾逵、马融、郑玄、王肃等大家，先后为其作注，越发赢得了人们的尊信。
    实际上，因为《古文尚书·大禹谟》强调尧舜禹禅让的“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因此汉儒之争，背后是王莽外戚和刘氏皇族的势不两立，今文《尚书》二十八篇，按虞、夏、商、周四个朝代编排而成。按内容可归为三类：第一类是关于尧、舜、禹、皋陶、启等人的远古历史传说，如尧禅位于舜，大禹治水，禹的儿子启征伐诸侯有扈氏等；第二类是关于周朝建国初年的重要文献，主要反映了周公旦的活动，包括武王伐纣、周公摄政、周公东征、还政成王等：第三类是一些零散孤立的档案，所属皇朝不同，各篇只涉及某一事件，和其它篇章没有直接的关联，如商王盘庚迁都于殷时告谕臣民的讲话等。按文体可分为六种：第一种是“典”，即经典。如《尧典》，记载了尧、舜的事迹和言论。古代史官认为这篇文献应当受到人们的尊重，故奉为经典。有人怀疑《尧典》并非当时的记录，而系后人根据传说追叙而成；第二种是“谟”。“谟”的读音和字义与“谋”相通，“谟”即“谋议”。如《皋陶谟》，记载了舜、禹、皋陶等人彼此的问答、谋议治政的谈话；第三种是“训”，即教训、告诫。如《高宗肜日》，记载了大臣祖已教训商王的话；第四种是“诰”，即诰谕。无论口头或书面，告谕别人都叫“诰”。“诰”即上级对下级的指示或上位者对臣民的讲话，此类文章占了全书的半数，是书中最为重要的部分。由于多是记录讲话者的口语，也最为难懂。如《盘庚》记载了盘庚告谕臣民要服从迁都于殷，《康诰》记载了周公教导弟弟康叔如何统治被征服的殷人，另外还有戒酒的《酒诰》，不要贪于逸乐的《无逸》等；第五种是“誓”，一般指出兵征伐或交战前所宣布的誓师词。如商汤伐夏桀时的《汤誓》，周武王伐商纣王时的《泰誓》、《牧誓》等，词句多简短、有节奏、有韵律，颇像我们现代的口号；第六种是“命”，即君主奖励或赏赐某个臣子时宣布的命令。如《文侯之命》，即周平王对晋文侯发布的一道奖令。其中的名篇，当属《禹贡》和《洪范》。
    不算没有定论的《山海经》，《禹贡》是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其“大陆”一章分述了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各州的疆域、山川、原隰、土壤、赋税、贡物、贡道等；“导山”和“导水”章记述了全国山川分布大势；“五服”一章提出了以甸、侯、绥、要、荒五服为构架的大一统治政蓝图，“别大陆”、“任土作贡”，根据大陆不同的土质制定田赋和土贡制度。从现在的角度看，《禹贡》的内容已涉及到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诸多方面，可谓是我国第一部结集性的地理著作。《洪范》则是研究我国古代丹道宗旨、治政宗旨的重要文献。“洪”即“大”，“范”即“法”。“洪范”即统治。它分九个部分，称为“洪范九畴”所谓九畴即九种玄修。主要是根据天的意志和水、火、木、金、土五行相生相克的玄学来解释自然现象、人事吉凶和治政等级制度。九畴之一讲的是“五行”，即水、火、木、金、土。这五种朴素的材质，各有其特性：“水向下渗透，火向上燃烧，木可以弯曲伸直，金可以随意屈伸，土可以生产五谷”。人还可以从中感知五种味觉：“咸、苦、酸、辛、甘。”此说在中国古代神秘学上产生过巨大影响，它既对后来的朴素唯物主义影响深远……如《管子》认为水是万物的根源；又成了天人感应神学观的依据……如东汉史学家班固汇集董仲舒等人用五行休咎玄学牵强附会出的许多历史资料，写了《五行志》，成为中国历史丹道中支配人们宗旨二千多年、完整地宣扬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巨著！
    《洪范》认为，世界上的万物和王朝秩序，都是由“天”安排而定的。“天”是真正的主宰，帝王是天之骄子，是民之父母。帝王代“天”治理百姓，要“建用皇极”。至大谓“皇”，至中谓“极”。“皇极”即“大中”。“大中”即“最高正义”或“绝对正义”。此为九畴之五，居于正中。武王代商后，深知治理国家要借助前朝的经验和教训，于是前往拜访商朝的遗贤。武王问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上天保佑下民，监视他们的行事，它的秩序如何，我还不大明白。箕子是商纣王的叔父，他没有直接回答武王，却把答案推到更早的夏朝，给他讲述了一则大禹治水的故事，借此道出神圣至极的“洪范九畴”。他说：“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我听说从前鲧用土阻塞洪水，违反五行中水的特性，上帝震怒了，不给他洪范九畴，世界的正常秩序破坏了，鲧也被杀死了。禹继承鲧的事业，上帝赐给他洪范九畴，才恢复了世界的秩序。与其同时，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也被人们视为不可多得的珍贵遗产，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首先，它补充了许多历史事实。如《大禹谟》记载了舜欲把帝位禅让给禹，而禹却想让皋陶的事。禹曰：“联德罔克，民不依。皋陶迈种德，德乃降，黎民怀之。帝念哉！”舜曰：“予懋乃德，嘉乃丕绩。天之历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最终由舜决定禅禹帝位。此即禅让制转为世袭制过程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其次，它保存了大量的格言和成语。如《大禹谟》载：“满招损，谦受益。”《五子之歌》载：“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旅獒》载：“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不矜细行，终累大德；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周官》载：“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等等。众多格言和成语，具有极强的教育作用，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有一些至今仍然引用。第三，它可考知旧籍引语的背景和用意。如《左传·成公十六年》引《夏书》：“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初看此文不知缘何要说此话。待查过《五子之歌》，方知是太康五弟在其兄失国后痛述祖上教训，大意是：人民的怨恨岂能只看明处，在细微不见之时就应图谋。再如《论语·为政》引《书》：“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初读也不知所云，待查过《君陈》原文：“惟尔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兹东郊，敬哉！”才明白这是周成王嘱咐儿子君陈以孝友品德能施于政的话。如此种种，可明了其引文的背景和用意，从而加深理解。同时还可订正旧籍引文之讹，纠正旧注之误。尤其难能可贵的，无论今古《尚书》，都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了“敬德保民”宗旨，认为“德政”是上天意志的体现，唯有德政，上天才会永保天子之命，唯有德政，臣民才能拥护。因此，德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敬德就是敬天，就是保民，要保民必须明德慎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