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过于集中，几个排互相掩护，交替前进。进去人太多，反而展不开，招致无谓的伤亡。经过改进战术，打到下午四时半，二团一个连攻进去了，其他部队随后跟进，最后抓住了野骡子，攻下了曲子镇。

    在打的过程中，有人说，打不下来就算了，部队可以绕道前进。聂荣臻则认为，这一仗不消灭它，我们的威风就会大减，敌人会说，你们连野骡子都收拾不了，还来干什么，反过来会欺负红军。第二天，红一军团向庆阳方向前进。庆阳的敌人是马鸿宾的一个师，共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打还是不打又有好多人说不打，也有好多人说打。聂荣臻说一定要打，不打，就等于向敌人示弱。这一仗打胜了，敌人就闻风丧胆，不战而逃。6月3日，红一军团在曲子以南的阜城附近击溃马鸿宾两个步兵团，继续向庆阳挺进，结果，驻守庆阳的那个骑兵团果然闻风而逃。经过这两仗，红一军团的军威大振，向西向北挺进，如入无人之境。这不能不证明聂荣臻政委的英明果断和有先见之明、有大智大勇的军事家素质。这真象杜甫的诗句所言：“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

    2.3　威震平型关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洛川会议确定了对付日本侵略者的作战原则：即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主，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8月底，八路军主力部队肩负着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重担，开赴华北抗日前线。部队乘坐的火车到达太原车站时停留了一夜，车站上的场面堪称激动人心：大批的男女群众，特别是东北的一些流亡学生，拥挤在站台上，送慰劳品，唱抗日歌，直到深夜还不肯离去，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期待，对八路军官兵是一种莫大的鼓舞和激励。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民党军队在前线锐气尽失，节节败退，张家口、大同等重要城市接连陷落，一批又一批国民党军队的溃兵，用步枪挑着子弹、手榴弹和抢来的包裹、母鸡等，象湖水般涌下来。他们看到八路军要往前线去，感到非常奇怪，向八路军战士散布失败和恐日情绪，说日军如何如何厉害。

    八路军战士与他们争辩，有的溃兵说：“你们别吹牛皮，上去试试吧”战士们问：“你们为什么退下来”他们说：“日本人有飞机坦克，炮弹比我们机关枪的子弹还多，不退下来怎么办”战士们问：“你们究竟打死了多少敌人”回答说：“我们还没见日本鬼子的面呢”又问：“为什么不和敌人拼”

    他们回答：“找不到长官，没人指挥，打不了哇”国民党军队兵无战心，将无斗志的情形可见一斑。抗日救国的希望责无旁贷、别无选择地落在了共产党八路军的身上。

    9月中旬，日本侵略军兵分三路在华北展开全面攻势，如入无人之境似的。日军总的企图是以大迂回的动作，迫使国民党军队撤退，达到不战而占领华北五省的目的。阎锡山感到日军此举威胁到山西的腹心地区，侵犯他的根本利益，因此多次要求八路军尽快向灵丘方向开进，配合他阻滞日军的攻势。在这种情势下，八路军紧急开赴晋东北前线。当时林彪到前边看地形去了，聂荣臻率领115师司令部和三四四旅立即开上去，为了避免国民党军队的失败情绪影响我军士气，聂荣臻决定避开这些溃兵。行进途中，战士们见群众情绪惶恐，村庄冷冷清清，想从村里找一个向导，或是找人打探前边的情况，都异常困难，心寒的同时也埋下了复仇的种子。9月23日，部队到达平型关东南的上寨镇。在这里，聂荣臻与在前方侦察的林彪会合了。聂荣臻问他前边情况怎样，林彪说，敌人的大队人马正向平型关方向运动，这里的地形不错，可以打一仗。他摊开地图，同几位参谋一起，把平型关周围的地形和初步的作战设想介绍了一下，问聂荣臻有何看法。聂荣臻表示，可以在这里打一仗，居高临下伏击敌人，这是很便宜的事。聂荣臻说，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要考虑怎样打好，这是我们同日本侵略军第一次交锋，全国人民都看着我们，这个仗必须打好，打出八路军的威风来，给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来一个振奋

    当时，这样的作战计划，前线指挥员有权根据情况决定，好打就打，只要事后报告一下就行了，将在外，军队有所自主，事事请示，会贻误战机。作战计划定下来后，遂在上寨召集全师干部开动员会，说明当时的情况，分析敌我双方的条件和作战应该注意之点。林彪讲完兵力部署，聂荣臻强调打好这一仗的意义，随后，115师主力连夜开赴距平型关三十余里的冉庄待命。

    聂荣臻抓住这个空隙，亲自到前线察看了这一带的地形：从平型关口至灵丘县东河南镇，是一条由东北向西南伸展的狭窄沟道，地势最险要的是沟道中段，长约十多里，沟深数十丈不等，沟底通道仅能通过一辆汽车，能错车的地方极少，南北沟岸却是比较平坦的山地，这确实是一个伏击敌人的理想地域。

    24日凌晨七时整，敌军已全部进入我军包围的伏击圈，聂荣臻和林彪下达了攻击命令，他们的指挥所设在沟东南边的一个小山头上，站在指挥所，用望远镜可以纵观全沟。聂荣臻同林彪研究决定，把敌军切成几段，分段吃掉它，随即下达了命令。一场短兵相接的肉搏战其激烈程度自不待言。中午时分，战斗接近尾声。聂荣臻随同出击部队下到沟底公路上，只见敌军人仰马翻，燃烧的汽车，遗弃的武器，比比皆是，堵满沟底。聂荣臻在察看战果时，还碰上一个日本兵，躲在山洞里面向我军战士放冷枪，战士们对着山洞用中国话喊：“缴枪不杀”他以枪弹回答，死不投降。聂荣臻命令，丢手榴弹，消灭他那里，八路军战士还把日本侵略军当成内战时期的国民党军，以为打狠了就会缴枪，岂不知他们都经过长期训练，受麻醉很深，军国主义思想装了一脑袋，即使剩下一个人，也拒不投降。

    这次进犯平型关的日军，属于板垣第五师团。板垣的全名叫板垣征四郎，在中国呆了很久，是个有名的“中国通”。

    早在1929年，他就在关东军任参谋，当时是大佐军衔。“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在东北组织伪满州国，就是由他代表关东军同溥仪谈判的。由于组织傀儡政府有功，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时，他已经升任中将师团长了。板垣师团武士道精神很强，在日军里小有名气。板坦所以选择平型关作为迂回的路线，因为他清楚这里是山西与河北交界处，是个薄弱环节。他以为八路军不可能这样快东渡黄河，更想不到在他眼皮底下会有一支严阵以待的八路军队伍，加上自他带队进攻华北以来，基本上没有遇到什么抵抗，所以在行进平型关，进入八路军伏击圈时，仍然是骄横的阵势，得意洋洋的样子，虽是辎重和后卫部队，仍然大摇大摆地走着，如入无人之境。结果遭到惨败。

    平型关大捷，是我军出师华北前线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中国抗战开始以来的第一个胜仗。这一胜利首先在于它的政治意义。在“恐日病”和“亡国论”到处流行的时刻，这一胜利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抗战的决心和信心。115师为八路军树立了威信，打出了志气，打出了威风捷报不胫而走，立时传遍全国，各界人士纷纷给我党我军发来大量贺信、贺电，甚至连蒋介石也来电表示祝贺。国民党老同盟会会员、当时的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续范亭先生曾经著文写道：谨按平型关战役，八路军的大捷，其估价不仅在于双方死亡的惨重，而在于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我们的士气。在敌人方面，从南口战役以来，日寇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在平型关忽然受到惨重的打击与包围被歼，使日寇知道中国大有人在，锐气挫折，不敢如以前那样的长驱直进。忻口战役敌人未敢贸然深入，我军士气高涨，未尝不是平型关歼敌大战的影响。“

    除此之外，饱受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溃兵祸害的华北人民，从平型关的胜利中看到了希望，认为共产党和八路军是可以依赖的，这为后来我党在这一地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115师和聂荣臻、林彪的名字一起，在当时成了令日军听后心跳加快的一种语言符号。在一定意义和一定程度上，平型关大捷也是聂荣臻军事指挥艺术的一次重大胜利。当时有一首盛行的歌曲：“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

    2.4　击毙日本“名将之花”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八路军经过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地过渡和转变，这时候，处于华北敌后同日军作战的我军，必须坚持高度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防止轻敌和“恐日病”两种错误倾向。身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聂荣臻非常重视研究对敌作战的战略战术。八路军出师华北以后，我军的战略方针改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聂荣臻考虑到华北以平原地带为主，应该注意发动和依靠群众，壮大自己的力量，“平原造人山”，而不宜强调山地游击战。在对敌作战原则上，聂荣臻强调，手中一定要掌握必要的机动部队，使敌人的小部队不敢深入根据地腹心地区，既要善于分兵游击，又要随时集中，形成拳头，消灭敌人小股部队。日本侵略军的致命弱点是兵力不足，所以搞了一套以堡垒推进，“点”、“线”、“面”结合的所谓几何学运动战术，即先控制若干城镇的“点”，然后控制交通要道的“线”，最后联成“面”。聂荣臻从我军缴获的日军机密文件中了解了敌人对付八路军的计划，再次做到“知彼知己，”针锋相对，坚持毛泽东所说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术原则，将游击战与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成功地结合起来，1939年秋末雁宿崖歼灭战和黄土岭围攻战，一举击毙日军名将阿部规秀，便是聂荣臻采取的两结合战略战术所取得的一个硕果。

    1939年11月，日军“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兼第二混成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十分狂妄，竞敢孤军深入根据地腹心地区。这个第二混成旅团，在日军中号称劲旅，而阿部又是经过特别挑选的能够适用“新战术”的“俊才”和“山地战专家”。他以中将资格兼任旅团长，担任北线进攻边区的总指挥。

    日军旅团长一般由少将充任，由中将兼任的很少，由此可见它们对八路军边区北线是何等重视。

    杨成武首先向聂荣臻报告了敌情，并且说日军到了雁宿崖和银坊，中间只有一条山路可走，两面都是光秃陡峭的山石，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敌军如果孤军深入，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打它的伏击，集中力量歼灭它。聂荣臻听完杨成武的报告，觉得敌我兵力相比，我军占有绝对优势，同时集中兵力形成拳头，完全具备歼来这路孤军深入之敌的条件。他要求杨成武，一定要抓住战机，坚决消灭这一路敌人。

    11月3日清晨，雁宿崖歼灭战打响，从战斗开始到下午我军发动全面攻击，聂荣臻一直守候在电话机旁。经过激战，六百多名日军大部被歼，仅极少数漏网。交战两年多以来，聂荣臻摸准了日军的脾气，尽管它骄横成性，一旦吃亏之后，总要重整兵力，前来报复。于是，他指示参战部队，立即脱离战场，隐蔽于适当位置，待机再战。

    果然，雁宿崖歼灭战，使阿部规秀恼羞成怒。11月4日，他亲率敌军一千五百余人，企图进行报复性“扫荡”，挽回“皇军的体面”。聂荣臻接到杨成武报告的这一新情况，要求他们以小部兵力迎击敌人，把敌军引向银坊，让他们扑空，然后隐蔽起来，迷惑敌人。尔后以三支队在银坊北出击，诱敌东进。待敌进至黄土岭一带有利地形，集中主力将其包围歼灭。敌人果然中计，黄土岭围攻战，以我军歼灭日军九百多名，击毙其中将指挥官阿部规秀而宣告结束。

    击毙日军中将指挥官，这在华北战场是第一次，在中国人民的抗战史上，也是第一次。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多田骏，得知阿部规秀的死耗，在追悼死者的挽联上写下了：“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还为阿部规秀立了一个碑。日本的朝日新闻报，连续三天的通栏标题都是“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这家报纸说：“自从皇军成立以来，中将级将官的牺牲，是没有这样例子的”。日本陆军省发表的关于阿部战死的“详报”说：“这个地形是华北很少见的山地，差不多是没有道路的。中将以下的将士们完全徒步，辛勤跋涉……

    七日向易县上庄子前进的时候，敌指我军利用优势的地形，继续顽强的抵抗，中将果敢地到一线，观察地形敌情，飞来了敌人迫击炮弹，在距中将数步的地方爆炸，碎片打中中将的左腹及两腿等数处，中了致命的伤，遂与世长辞了。“由此可见，对阿部的死，日军是何等震惊。

    一分区炮兵营，直接击毙了阿部规秀，受到晋察冀军区通令嘉奖，然而这一历史性的功勋，与聂荣臻的雄才大略和高瞻远瞩是分不开的，没有他的英明领导，这次战争的胜利也是难以想象的。

    2.5　平原游击战的奇才

    中国有一句古话，“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表明一方面，打仗的总指挥不宜把部队统得过死，因为最了解敌我情势的还是在前方一线带兵打仗的将领；另一方面，处在第一线的将领也应该因势利导，随机应变，灵活运用战略战术，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出奇制胜，变被动为主动，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既做到“胜可知”又做到“胜可为”，聂荣臻正是这样一位能够创造性地指挥作战的军事人才。

    1937年11月7日，党中央指示正式成立晋察冀军区，任命聂荣臻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8日，太原失守，此时的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完全被分割在敌后，华北的抗战形势进入了游击战争的新阶段。

    创建晋察冀根据地，聂荣臻和其他负责同志充分借鉴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根据地、巩固根据地、依靠根据地、扩大根据地的斗争经验。但是也有许多新的情况，需要新的对策。例如，过去党的根据地大多建在大山之中，有的同志就错误地认为只有深山峻岭才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过于强调地形的决定作用。聂荣臻则指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主要是在山地，但也可以在平原地区进行，只要有人民群众支持，我们就可以牢牢站住脚。在一次讨论会上，他鼓励冀中根据地的负责人说，你们的实践是有深远意义的，这是我们党在平原上开创的第一个根据地，你们成功了，对于全国其他平原地区的抗战，将提供有价值的经验。聂荣臻强调，开创根据地，关键是要在那里牢牢站住脚跟，打出一个好局面来。不能到了一个地方，扩充一些队伍，抓一把就走，那是抓不到东西的，其结果是非吃大亏不可。群众好容易把我们给盼去了，才搞了一个眉目，又要把部队拉走，会使他们大失所望。

    所以，开辟一个地区，一定首先要着眼于广大群众，把工夫下在建立和巩固根据地这样一个基础上。为了统一边区政权系统和政策法令，在聂荣臻司令员的领导下，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了，老百姓依赖政府，有了政府，他们就觉得有了靠山，什么事情，都通过政府来解决。

    1938年开始，大后方的一些民主人士，还有一些国际友人，经由延安，或八路军总部，或直接从平津等地，接连不断地来晋察冀考察访问。他们在同聂荣臻接触中，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为什么你们能在敌后建立起这样一个面积广阔的抗日根据地他们对这一点感到很奇怪，日军盘据着周围的大城市和铁路干线，后来又占据了全部的县城和较大的村镇，经常调集重兵来边区“扫荡”，据统计，1938年秋到1939年秋的一年之间，日本侵略军对华北进行千人以上的“扫荡”有一百零九次之多，动用兵力累计达五十万，而八路军或确切地说是晋察冀根据地又是那样远离后方，枪支、弹药和物资都得不到任何接济，这样，怎么能够坚持得住，并且能够不断巩固和扩大呢

    聂荣臻回答说，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关键的一条，就是发动群众，把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我们就有了赖以生存的基础，这就是我们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巩固的“奥秘”所在。

    由于紧紧地扼住了发动群众这一条，八路军不仅在山地站住了脚，而且在平原地区扎下了根。冀西、冀中、平西、平北、冀东，几个地区连成一片，相互支援，互为依托。山地是后方，平原是粮仓。平原上的斗争不好坚持的时候，部队可以撤到山岳地区休整；山地需要粮食和布匹的供应，平原地区给予大力支援。群众不仅供应部队吃穿，还负责物资方面的储存和保护。八路军每年都通过边区政府征集一大批公粮，这些公粮，该需要多少仓库储存在敌后，不可能建立这么多的大仓库，就是有能力建，敌人连八路军修建的厕所都要毁掉的“扫荡”能允许你的仓库存在吗部队整日打游击，也不可能将长年的供应带在身上。怎么办聂荣臻领导的八路军就依靠群众解决了这个难题。每年征集的大批公粮，分片储存在某些村子里，部队走到哪里，哪里就有粮仓。有句古话：“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说明军队的筹粮历来是一个大问题，加上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粮草问题非一朝一夕之事，这种利用人民群众作“供给部”的办法，委实是一大创造之举。人民群众还解决了伤病员的医疗安置问题，八路军伤病员在群众掩护下，不必担心被敌人发现而遭受危险。

    在群众的支持下，八路军从根据地到接敌区，还普通建立了侦察网和警戒线，男女老幼都成为八路军的耳目。老百姓在各个山头和村庄之间，设置了各种报告敌情的联络信号，如“消息树”、“鸡毛信”等等，一旦发现敌情，群众就通过情报网，迅速地从一个村庄传到另一个村庄，从一个山头传到另一个山头，八路军电话站的电话员，可以据此将敌情及时报告给各级领导机关。大龙华战斗中缴获的日军文件就记载着敌一百一十师团师团长桑木崇明的哀叹：“晋察冀的组织是神秘微妙，不可理解的组织，老百姓可以随便用眼色或手势传达八路军要知道的消息，速度比电话还要快。”在接近敌占区的一些村庄，村与村的老百姓，还开展过“收割”敌人电线的革命竞赛，一夜之间，八路军就可以得到成千上万米的电线。

    当时，有些很偏僻的深山地区，山沟里只有几户人家，那里长期和外界隔绝，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世界。像房山、宛平和涞水、涞源交界的“野三坡”，那一溜几十个村子，一直过着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长时间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到民国十八年1929年才知道清朝已经灭亡了。“野三坡”的老百姓说：“就是燕王扫北的时候，也没有到过我们这儿。”这里的男人不剃头，女人不裹脚，清朝统治始终没有能进入这一地区。有的同志听说那里民性强悍，不敢进去开展工作。聂荣臻提出一个要求：“要把每一条山沟的工作做好”，因为每一条山沟，都是八路军开展游击战和反“扫荡”斗争的回旋之地，没有群众支持，不说别的，进山出山都十分困难。经过深入细致的发动工作，“野山坡”等地成了八路军可靠的根据地。反“扫荡”的时候，聂荣臻带军区机关钻进那些深山沟，老百姓很热情，他们说：“我们也是中国人呀

    以前哪朝哪代的政府都不把我们当人看，只有八路军来了，才有了做人的资格。“

    人民充分发动起来之后，八路军在群众的海洋里，如鱼得水，如虎添翼；而且日本侵略军则处处碰壁，处处困难，找不到向导，找不到粮食和用具，想找一口锅做饭也不容易，犹如盲人瞎马，夜半临池。八路军是保护人民的钢铁长城，人民群众又为八路军建造了一道固若金汤的铜墙铁壁，成为补充和扩大部队的雄厚兵源。当时，聂荣臻曾给边区的部队起过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做“子弟兵”，意在强调边区部队绝大多数是边区人民的子弟，它同边区人民有着自然的血肉联系和亲缘关系。晋察冀军区创办的报纸，从1941年起也改用子弟兵的名称。1939年1月，聂荣臻写了一份关于晋察冀根据地创建的经验情况报告，约有十万字。毛泽东看后，确定把这个报告单独成书出版，亲自为它题写了书名：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还分别为它作了序。

    聂荣臻在抗日战争中建立的丰功伟绩举世瞩目，是他辉煌历史上极其壮丽的一页。他在创立、巩固和发展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光辉实践中，独辟蹊径，创造性地突破日军的四面围困，在战局瞬息万变的情况下，以不变应万变；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能够化腐朽为神奇，成为开展平原游击战的奇才和能手，这的确又是他作为抗日战争时期之常胜将军、百战不殆的奥秘所在。

    3　聂荣臻与林彪关系之谜

    聂荣臻同林彪先后共事三次，累计时间不到五年，分别任党职、军职第一把手。但两人始终未能结成至交，直到分道扬镳。其中缘由何在

    3.1　初次相识之后

    聂荣臻与林彪相识，最早是在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当时，聂荣臻是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林彪原名林育容是第四期学生，学习上比较平庸，政治上也不活跃，聂荣臻同他接触不多，印象也不深。林彪由黄埔军校毕业分配到叶挺独立团实习，就是经过聂荣臻之手分配的。林彪到叶挺独立团不久，就参加了南昌起义，以后又随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并先后担任过连长、营长、团长，直至红四军军长，时值1930年8月，当时林彪才二十四岁，在频繁的战斗中，他指挥灵活，调度有方，身手不凡，仗打得很出色，提升的也快。然而林彪的性格是内向的，除了失去理智的时候说说怪话，发发牢马蚤，把自己的心事暴露出来，在多数情况下，他能把自己一些见不得人的打算，深深地埋葬在心里。

    聂荣臻曾回忆说，林彪“平时又是一个不爱讲话的人，和他共事，推心置腹地交换一些意见，有时感到困难。往好处想他，这个人似乎很深沉，往坏处想他，又觉得他很阴沉而又有些鹰鸷。”聂荣臻回忆录林彪有帅才，有指挥才能，善于组织大部队伏击和突然袭击。然而正是这一点，造成了另一方面，即他恃才傲物，目中无人甚至目空一切，狂妄自大，认为自己天生一副帅才的脑袋，能够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而对匹夫之勇，对于打头阵，向来不放在眼里；由于自视甚高，所以一向和同事处不好关系，也就总想往上爬，军事指挥时任性，不负责，个人主义倾向严重。在当时恶劣的革命环境下，干部的提拔，像割韭菜一样，一批一批地倒下去，又一批一批地提拔上来，战斗打响时是个排长，等战斗结束时使成为连长，甚至营长，这已经不是稀奇之事了。

    据朱德、陈毅、肖克、曾山、邓子恢等老同志讲，林彪在南昌起义到井冈山这一时期，独断专行，排挤同级政工干部，当连长时看不起营长，当营长时又反对团长。如果我们用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不顾全大局、本位主义等说法形容林彪，大概是丝毫也不过分的。这些素质对于一军之将帅，尤其是比较有谋略、有才能的将帅来说，是害人害己的。南昌起义失败后，起义军转战到湘南大余，林彪动摇离队，只是由于不认识路，才不得不折回部队。他平时的沉默寡言加上一开口又会说好话，说严重一些是阳奉阴违，心口不一，这就掩盖了他性格中的负面。林彪这种性格特性由来已久，并不是“文革”期间一时一地形成的。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环境困难时，他多次要求离开主力，自己拉人去打游击，甚至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毛泽东1930年1月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就是为批驳林彪的悲观动摇而写给林彪的一封复信，并且传达到全军，在干部和战士中进行讨论。

    林彪对毛泽东的批评很不服气，他认为是小题大作，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还向全军传达，这等于丢了他的面子。他只好忍气吞声。四十年后的1966年，林彪成为中国党政军第二号铁腕人物时，仍然耿耿于怀，写了西江月重上井冈山一词，言“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英雄烈士启蒿莱，生死难艰度外。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辉煌胜利喜开颜，斗志不容稍减。”这是报了毛泽东批评的一箭之仇。在作战时，林彪又经常不顾大局，不服从命令，随意性强，置别人的安危于不顾。他当团长时的团党代表何挺颖，就是在一次战斗中负伤时，林彪扔下他不管而牺牲的。

    与林彪相比，聂荣臻襟情坦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与人为善，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不居功，不自傲，毛泽东曾经说，荣臻同志是个“厚道人”，无论从他平时为人还是从他撰写的聂荣臻回忆录来看，这一评价都是恰如其分的。

    正是聂荣臻有着“厚道”和与人为善的性格，所以，最初他和林彪一起被派到一军团工作时，聂荣臻认为，林彪还年轻，世故也比较少一些，虽然气盛，但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团结共事的。聂荣臻当时对林彪所持的态度是：尽量支持他的工作，遇到非原则问题，即使有不同看法，也不多争论。但是遇到原则问题就不让步。

    聂荣臻与林彪共事史上的第一次争吵发生在打下漳州以后。聂荣臻对林彪说：对一些不肯出钱的老财，给他们一定的惩戒是必要的，但我反对把他们弄到大街上去拷打的做法。

    这种搞法不光不会得到一般市民的同情，甚至也得不到工人、农民的同情。其结果只会是：铺子关门了，人也逃走了，筹款筹不到，政治影响反而会搞得很坏。林彪当时反问聂荣臻：我们究竟要不要钱没有钱就不能打仗。聂荣臻回答说，我们既要钱，又要政治。我们是红军，如果把政治影响搞坏了，即使你搞到再多的钱，甚至把漳州所有老财的财产都没收了，都毫无意义。经过争论，林彪有所收敛。部队经过教育，也杜绝了只顾弄钱不讲政策的倾向。

    3.2　春风一度又识君

    同林彪进一步接触共事以后，聂荣臻就发现了林彪的一些“特点”。例如，林彪不认为红军胜利是毛泽东战略战术的指导和红军广大指战员流血牺牲的结果，而往往夸大自己的作用，把荣誉都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聂荣臻刚到一军团，就发现林彪口袋里经常带着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的尽是些历次战斗的歼敌和缴获的数目字。有一次，聂荣臻还碰到他向机要科的同志要第三次反“围剿”歼敌多少的统计数字，又记到了他的小本子上。他那沾沾自喜的样子，给聂荣臻留下了不良印象。

    1934年6月17日，林彪突然发表一篇题为论短促突击的文章。聂荣臻看到这篇文章时，顿时大吃一惊，以前，他一提起短促突击就牢马蚤满腹，而且林彪本人的长处在于打运动战和大兵团作战，怎么一下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呢聂荣臻心里很纳闷，是什么原因使林彪的思想发生这样突然的变化这一时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后来，聂荣臻恍然大悟，原来是在这之前，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李德，在一军团的干部会上，曾经慷慨激昂地讲过“短促突击”的问题，当时不少干部都听不懂究竟什么是“短促突击”，“军团长，你给解释一下。”一个干部问林彪。

    “你们不懂，这种打法，我也不懂，”林彪不慌不忙地把两手一摊：“不懂就学嘛”

    聂荣臻明白了，林彪发表论短促突击一文，是为了投李德所好，只要博得李德的欢心，飞黄腾达便轻而易举了。

    当时李德是红军的“太上皇”，不仅要决定战略战术和某一战斗的具体打法，而且红军将领升降调谴都是他一句话。聂荣臻心里思忖：“现在是出生入死的时候，搞这一套干什么林彪想名誉地位想得太多了”当时林彪二十七岁，他搞政治投机这一套，已经引起聂荣臻对他政治品质的警惕。由于当时正处在第五次反“围剿”环境特别困难的时期，团结对敌，度过难关，这是大局，聂荣臻也就没有再往坏处想他。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第一个发言批判王明、博古等人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保守主义，王稼祥接着站起来发言支持毛泽东，所以“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会上大多数人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只有博古，凯丰出来反对。凯丰甚至很狂妄地对毛泽东说：“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李德当时列席会议，没有正式座位，坐在屋里靠门口的地方，经常不发一言，只是一个劲地抽烟，情绪十分低落，发言时一概不承认自己有错误。聂荣臻在会上发言时态度十分坚定，他一提起李德的瞎指挥就十分生气。他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益，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类连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都横加干涉。林彪在会上却金口难开，很少发言，俨然城府很深，举动莫测。

    3.3　针锋相对

    长征开始以后，聂、林率领的一军团打了不少硬仗，战果越辉煌，一军团的地位越高，林彪的傲气也就越发展，他也就越发变得锋芒毕露，盛气凌人，不可一世。彭德怀、贺龙、聂荣臻、刘伯承等比他年长的红军将领，自然不在话下了，就连对他提拔、信任和重用的毛泽东、朱德，有时也不放在眼里。

    林彪的这些短处，精明的毛泽东早已看在眼里，但眼下是用人之际。毛泽东对下边干部求大同存小异。英勇善战，指挥有方，能打硬仗，这是大是，至于其他毛病，都可以原谅，一俊遮百丑嘛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毛泽东总是这样迁就林彪。朱德对下级干部，总是宽厚待人，具有长者风度，从不计小失小过。

    1935年5月，红军四渡赤水以后到达会理期间，忽然在红军领导层中流传着毛泽东指挥不行了，应该撤换毛泽东之类的传说，这仿佛遵义会议的一股小小的余波，兴风作浪者何许人也不是别人，正是林彪。

    原来遵义会议后，部队战略战术灵活多了，打了不少胜仗，为了隐蔽自己的企图和调动敌人，有时摆一些声东击西的迷魂阵，或者为了甩掉敌人追击，或者因为敌变我变，要故意绕圈子，多跑一些路。这是难免的。可是林彪一直埋怨说红军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还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象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聂荣臻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好比落在了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余击西，高度机动，如何出得来”

    部队在会理休整时，林彪忽然给彭德怀打电话，并煽动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回绝。他打电话时，聂荣臻、左权、罗瑞卿、朱瑞也在旁边。

    面对这个原则问题，身为政治委员的聂荣臻当仁不让，没有顾及林彪的面子，他严肃地批评林彪说：“你是什么地位

    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聂荣臻警告林彪说：”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指令给部队不执行“毕竟是党指挥枪。林彪气得脸色煞白，脖子上青筋暴露，两手颤抖，自从他和聂荣臻共事以来，聂荣臻象兄长对待弟弟一样，处处对他忍让，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异姓兄长发这么大的火。但权衡一下利弊，林彪还是控制住自己的肝火，br /gt;</br></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