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长江流域民主革命浪潮风起云涌，部分同盟会会员组建共进会，联络并吸收旧式会党。贺龙因从事驮运生涯，多次出入鄂西，见多识广，结交了哥老会中有影响的人物，间接地接受了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那时，他虽然没有参加推翻清王朝的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但已认识到腐败的清朝政府和黑暗的社会必然要被推翻。他曾对人讲：“这个世界，只有推翻皇帝，穷人才有饱饭吃。”1913年，他在湖北施恩今恩施加入了哥志会组织的“汉流”，誓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而奋斗。由于年纪小，十七岁的贺龙，改用贺云卿的大名，当了最小的“十排老幺”。

    辛亥革命后，清帝退位，可是，胜利的果实却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买办阶级所篡夺。孙中山再次东渡日本，把同盟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准备发动一场反对袁世凯的革命。

    这时，洪家关来了一个陌生人。

    此人叫名陈图南，贺龙的老乡，在日本留学时，参加同盟会后转中华革命党，给孙中山授命为川黔湘鄂联络使。1913年，他奉命加籍，名为小学教员，暗中组织人枪，筹划讨袁的武装斗争。这年秋天，陈图南慕名专程到洪家关拜访贺龙并留连两日。贺龙从他那里第一次系统地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并由他介绍加入了中华革命党，从此走上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道路，他的戎马生涯也由这里起步了。贺龙回忆这段往事时，曾对人说：“我清楚地记得，我不仅仅是签上了名字，而且还按上了手印。”

    贺龙常对人讲：“天不翻，日子没法过；手里没有枪，天就无法翻；穷人要翻天，手里要有枪。”1915年冬，袁世凯复辟帝制，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云南都督蔡锷宣布独立，亲率护国军插进四川南部，向北洋军阀开战，拉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为策应蔡锷起义，早在湖南开展讨袁斗争的中华革命党人，也在湘西酝酿举兵，授命贺龙到石门泥沙组织军队，准备发起反袁暴动。

    泥沙镇位于湖南石门县与湖北鹤峰县交界的大山中，有二百多户人家，一千左右的居民，镇上设有一个团防局，由湖南省督军警察队长唐荣阳的弟弟唐臣之充当国防局长，有八十多支枪，唐臣之仗着自己有权有枪伙同地方黑势力开赌场、设烟馆等，干尽了坏事，南来北往的商旅和骡子客，常被敲诈勒索得身无分文。远近的群众对唐臣之的所做所为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贺龙以前与马帮赶骡马经常来往于泥沙，也遭到过团防局的盘剥、勒索，早有心敲掉它，这次奉命来夺枪，正合贺龙之意。贺龙对这里很熟悉，与镇里的帮会组织、过往客商、团防士兵都有交情。这是个有利条件。

    时值腊月，贺龙与大姐夫谷绩廷带领一批志同道合的乡友，以赶骡马作掩护来到了泥沙镇。这时，大庸的中华革命党人罗剑仇也起兵讨袁，并派关佩卿带领一些人来泥沙镇搞枪支。

    相同的目的，使双方走到了一起。这天，他们来到镇上的永茂茶庄聚会，商量部署夺枪计划。

    “下了唐臣之的枪”贺龙沉吟片刻，巡视着在座的每一个人，说：“我们要干起来，不能老是两手空空，这次一定要把枪搞到手”

    贺龙的决心已定。他们共同商量了三个方案：一是引蛇出洞，由大庸的吴佩卿、田子荣等在河滩开赌场，招引团防局的士兵出来赌钱；二是瓮中捉鳖，由桑植的赵卜然包一个烟馆，请来团防局士兵，然后一举抓获；三是劝说归附，由贺龙在饭馆里请客喝酒，同士兵结拜弟兄，连人带枪拉过来，一起参加暴动。

    他们认为，拆散兵团，打掉一些，搞散一些，争取一些是能够办到的，于是便分头行动了。

    腊月十七这天早晨，寒风凛冽。吴佩卿与田子荣等带着一些人在泥沙镇集市一头的河滩上摆开了赌场。只听吴佩卿一阵吆喝，看热闹的人很快便围了上来。

    果然不出所料，几个团防局的家伙远远看见人都往这边涌，赶紧凑过来，一看是赌场，马上叫嚷着要抓赌，田子荣看透他们的心思，赶紧塞了几个钱。他们一见到钱，马上也兴冲冲地赌了起来。一连几把，输少赢多，很快招引来了更多在集市上晃来晃去的团防士兵。

    贺龙这时也按原计划在“张本纪面馆”摆下了四桌酒席，请来了团防局的旧友新交，一群人正吃在兴头上。

    这时，只见谷绩廷匆匆跑来，压低声音对贺龙说：“好戏开场了”贺龙一听心领神会，让谷绩廷陪客，自己拱手一声“失陪”转身疾步走进厨房，顺手拿了一把锋利的菜刀别在身上，神态自若地走了出去。

    贺龙一出大门，早已等候在门外的谷彩之立即迎上来对贺龙说：“现在机会正好，团防局已经空了，门口只有一个哨兵，唐臣之和一个姓王的队长正在里头抽大烟，板壁上有二十条枪”

    “走”贺龙一挥手，带着谷彩之等十人奔到团防局大门口，很快下了哨兵的枪，冲进屋里活捉了毫无反应的局长、队长两个大烟鬼。就这样，一枪没响，一人没伤，缴获了二十支“汉阳造”步枪。

    与此同时，面馆里那三十来个士兵在谷绩廷的鼓动下，对天发誓，要跟着贺龙干；河滩赌场上的吴佩卿等人也顺利得手，活捉了一批团防兵，缴获了一些枪。

    贺龙砸了团防局，夺了枪，泥沙镇上顿时炸开了锅。贺龙来到集镇中心，跃上石凳，大声喊道“父老乡亲们，刚才是我们提了团防局的枪，抓住了作恶多端的唐臣之，杀了王队长。想出头的就跟着我贺龙去打倒袁世凯和湖南那帮耀武扬威的狗腿子。我知道你们中间很多人都恨姓唐的，我劝你们跟着我贺龙一起干大事去，不愿意干的，我劝你们尽早离开泥沙镇，到外边去谋生路。不然，姓唐的哥哥从省里来了，他一准会报复的，到时候就会是野猪还愿，一拱而光”

    贺龙话音刚落，整个泥沙镇顿时沸腾了。众多穷汉拥到贺龙跟前，一个个兴高采烈地叫嚷着要跟着贺龙揭竿而起，兴兵讨袁。只见贺龙一声大喊，大手一挥，带领众人乘胜冲入泥沙镇附近的南北镇和皂市两地国防队驻地，夺取了四十余支枪。就这样，几天内，贺龙的队伍迅速发展到三百多人，打出了“湘西讨袁独立军”的旗号。

    贺龙率领这支刚刚组建的队伍，和慈利、大庸、桑植、永顺、龙山等县的各路起义军联合在一起，义军万余人，于1916年一月，连续两次围攻保袁势力驻守的石门，小试锋芒。由于地域宽广，兵力较分散，加上武器陈旧，民军缺乏训练，北洋军反攻石门时，贺龙不在，石门得而复失。贺龙回来后率兵再次强攻，石门攻下来了，但又遭北洋军重兵围剿，石门复得又复失。这些民军全都是各县农民刚刚组织在一起的，一旦打不开县城，人多数自动散伙，各回家乡了。一时间轰轰烈烈的义军行动、声势浩大的万人民军烟消云散。

    两次攻打石门虽然失败了，但从贺龙手无寸铁，一把菜刀起家，发展到组织起万余民军暴动这一壮举来看，确实点燃了湘西农村反袁斗争的烈火，充分显示了贺龙武装斗争的胆略，他的军事才华也初现端倪。

    贺龙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1915年反对袁世凯当皇帝，那个时候，我才十九岁，同盟会要我搞湘西暴动，我说好吧，立刻找些人把石门县泥沙团防局的枪提了。”

    三十年后，在延安出席“七大”时，贺龙在中共党员登记表上庄严写道：“1916年1月，在湘西领导起义，两次攻陷石门，起义群众万余人。”

    1.2　三把菜刀劈盐局

    石门一役，贺龙的队伍被打散了，但各地民军首领还是要继续干的。

    1916年2月，蔡锷发动的护国战争，在四川形成两军对垒局面。为了策应蔡锷反袁护国，与四川护国军遥相呼应，贺龙在慈利和各路民军首领商定了两个行动计划。先派革命党人陈少南赴川搬兵讨袁，再利用旧历二月初二乡民为土地菩萨做寿之机，各县鸣放鞭炮，同时举行起义，分别攻占所在县城。

    贺龙返回洪家关不久，收到陈少南派人从四川捎回的消息，说护国军目前战争激烈，无兵可搬。

    贺龙决定自己想办法，重新把队伍拉起来。先搞到抢，这样，手里有武装，就不怕打不垮敌人了。贺龙首先想到了桑植县境内的芭茅溪盐局。

    芭茅溪是个小小的集镇，以北边坡谷遍地盛长一人来高的芭茅草而得名。这里虽只是个弹丸之地，仅住得三户人家，却是湘西通往云贵川鄂几省的边境要道。南来北往的商旅行人络绎不绝。芭茅溪盐局名为盐运局，实为“万税关”，在几个恶迹昭彰的家伙把持下，盐局把这些商旅过客勒索得苦不堪言。由于盐局里有不少枪支，贺龙决定夺枪除害，扩大声势，搞掉了这个盐局

    1916年3月17日，贺龙找到韦敬斋、贺勋臣等二十一名武艺人，带了三把菜刀和一些简单的武器，踏上山间的崎岖小路，趁着朦胧的月色，连夜奔往芭茅溪。

    到了芭茅溪镇，他们会合了早些时候派来侦察情况的伙伴，深夜摸进盐局，打死盐税局的头子李佩卿，缴获十二支九子毛瑟枪，同时打开帐柜，把帐本付之一炬。拂晓时，他们又将盐局仓库打开，把囤积的大量盐和财物分给了当地群众。贺龙三把菜刀劈盐局、开仓放盐的壮举很快传遍四乡。

    贺龙刀劈芭茅溪局后，带着弟兄们乘胜打下了分水岭团防分局，缴长枪四支。此时，贺龙大姐夫谷绩廷的长史谷星斋，带领百余人刚刚打下了上溪河盐局，两支队伍会合在一起，浩浩荡荡开回洪家关。

    贺龙的队伍还未到，捷报早已不胫而走，洪家关已是男女老少无人不知。当队伍还在几里外的桑树垭时，洪家关就响起了鞭炮声，乡亲们群集路旁，欢迎贺龙率部胜利归来。

    不久，湘西迎来了护国军，各路民军又兴起了，纷纷配合作战，加紧了反袁斗争。大庸的民军首领罗剑仇派罗贵福等人来到洪家关协助贺龙召开了桑植讨袁民军成立大会。慈利县中华革命党人卓晓初也前来视贺。会上，桑植民军一致推举刚满二十岁的贺龙担任桑植讨袁军总指挥。

    贺龙当上讨袁军总指挥后，亲率民军攻占了桑植县城，杀了头号大恶霸米海珊。贺龙任命卓晓初代理县长，宣布桑植独立。

    贺龙率民军攻打桑植县城这一仗，打出了讨袁民军的威风，从此，总指挥贺龙更加威震四方了。

    桑植宣布独立后，湘西北洋军从永顺、慈利两路围攻桑植。贺龙得知后立即带兵去大庸与罗剑仇会合，共同作战。当队伍开到距大庸七十华里处，碰见了从大庸败退的吴佩卿，方知北洋军进了大庸城，罗剑仇抵挡不住，已经到贵州铜仁去联络黔军了。

    怎么办贺龙的队伍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寡不敌众，大庸是肯定不能回去了，回桑植也难守住。这时有人提出了解散队伍。

    当时，贺龙的意见是，不去大庸和不回桑植都是对的；尽管力量薄弱，打不赢也守不住，队伍断不能解散，而且要千方百计壮大起来，继续干到底。

    然而，贺龙的意见并没有得到有力的支持。在往回撤兵的路上，民军队伍越来越少。贺龙只得带着三十多人枪的队伍在洪家关樵子湾一带的高山密林中隐藏力量，待机再起。

    北洋军打下大庸后，慑于贺龙的威名，派了一个营直扑桑植，结果竟是一座空城，接着又到洪家关搜捕贺龙未果。他们以为民军这下真的被打散了，贺龙的队伍简直不堪一击。

    贺龙的队伍决不会这样轻易被打垮的。他们虽藏兵山野，但时刻在等待时机。这时，桑植县的农民哥志会首领黄德清，组织数百农民打富济贫，冲进大地主杨锡清的庄园杀死管家，打开粮仓，分给了众乡亲，杨锡清脱逃在外，勾结北洋军马士超部队，回乡疯狂镇压。

    贺龙闻讯，觉得出山的时机到了。他立即带兵攻袭马士超部队，将其打垮，支持了黄德清的正义行动。随即率部回到桑植县城附近，布设疑兵，大造声势。他选派精干士兵，每天早晚都忙着人挑马驮地运枪械子弹，沿着大路小路来回打转。城里城外群众对此议论纷纷，有些人已忙着大包小包地往城外搬迁避难了。一时间，桑植县大有兵临城下之势。

    守城的北洋军早闻贺龙大名，这时，又听到马士超部队被打垮的消息，已经乱了阵脚。自己就此一营孤军，且远离大庸。越想越害怕，干脆一走了之，免得中了贺龙的空城计。

    便谎报军功，连夜撤回大庸。

    贺龙就这样不费一枪一弹，极其顺利地重返桑植县城，招聚旧部新兵，重整旗鼓，在桑植坚持讨袁斗争。

    到了四月，讨袁巨浪已经席卷湘西，湘西二十个县已有十六个县宣布独立，反对袁世凯。中华革命党人程潜奉命来到湖南，召开湖南人民的袁大会，并就任湖南护国军总司令。

    这时的罗剑仇已被委任为湘西扩国军左翼司令，他任命贺龙为湘西护国军左翼军第一梯团第二营营长。至此，贺龙组织和指挥的民军正式被编入了护国军的序列。

    然而此后的事情并没有向好的方向发展。1915年5月，袁世凯见大势已去，被迫宣布撤消帝制，取消“洪宪”年号，恢复中华民国，他自己也于六月郁郁而死。死后，北洋军阀黎元洪、段祺瑞争权夺利，刚刚恢复的国会又被解散，保皇派趁机制造了溥仪“重登大宝”的丑剧。

    孙中山反对北洋军阀解散国会，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号召北伐。可是，南方的地方军阀所关心的只是如何保持和扩大自己的势力，护法不过是一面幌子。湖南督军谭延闿玩弄整编护国军的花招，他命令湘西民军开往常德整编，暗地里却布置湘军预伏在民军的必经之地，乘其不备之机将其缴械，一些民军首领竟被逮捕，贺龙等部因而遭到暗算。贺龙自己因外出侦察得以幸免，但他与部队被重兵阻隔，无法联系，只好同他的三名随行人员带了两支枪回到洪家关，伺候病重的母亲。

    贺龙好容易拉起的这支护国军队伍，没有败于战场，输与强敌，却轻易地成为善于翻云覆雨的军阀政客的牺牲品。年方二十多的贺龙不得不思考政治斗争的复杂矛盾了。

    从三把菜刀打芭茅溪盐局，树起讨袁大旗，发展到近千人枪的队伍，参加湘西护国战争，后遭人暗算，这是贺龙早年戎马生涯的又一次传奇经历。这次武装斗争虽以失败告终，但也使年轻的贺龙在政治、军事两方面都受到锻炼和提高，为他后来与形形色色的反动军阀政客作斗争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教训。

    1.3　两把菜刀东山再起

    谭延闿吞并了贺龙的队伍，贺龙回到洪家关伺奉病母，稍作修整后，在九月中旬的一天，于常德登上轮船，穿过八百里洞庭湖，溯湘江而上，直向长沙去找中华革命党。

    这时的贺龙，已屡经征战，更加成熟了，他蓄了浓黑的小胡须，显得风度翩翩，气宇轩昂。

    贺龙来到长沙，找到了罗剑仇。此时，谭延闿二次督湘上台不久，也想扩充势力，见贺龙的队伍虽被编散，但民军领袖的威望和地位依然存在，便委任贺龙为湖南督军署咨仪。

    这实际上是泡泡般空头官衔，贺龙十分气愤，毫不领情。

    贺龙一心投奔中华革命党。当时，正值勋节彪炳的辛亥革命元老黄兴在沪病逝不久，湖南的革命党人用“正谊社”的名义进行活动，准备借黄兴迁葬长沙的时机，组织力量，反对湖南军阀。

    正谊社斗争的矛头直指督军谭延闿、湘军师长赵恒惕以及湖南善后督办的中将主任梅子根这三个军阀头子，提出了“攻谭、杀赵、灭梅”的口号。贺龙全力投入了这场反军阀势力的政治斗争。

    按照中华革命党的安排，贺龙两次执行刹杀谭延闿和段祺瑞的亲信溥良佐的任务，但都未遂，贺龙因此先后两次被捕入狱。由于革命党人的竭力营救，不久获释。

    这件事对贺龙震动很大，他后来回忆这件事时，曾对战友关向应说：“这给了我一个教训，它使我认识到，搞暗杀是无益的，没有军事力量，在中国就成就不了什么事情。我认为我必须着手建立一支革命军队。”

    于是，贺龙与罗剑仇一起离开长沙，辗转于永顺、大庸等湘西各县，重新组织起二三百人的武装力量，被任命为湘西护法军游击司令。但不久，又被该军总司令张学济的谈判为名扣押，虽然党人多方斡旋而获释放，但部队、枪支均遭没收。

    这时，贺龙的父亲赶来常德，见到了刚被释放的贺龙，含泪劝说贺龙回家务农，图个平安，再不要在刀尖子上滚打了。

    贺龙却对父亲说：“爸爸给您改了名字叫立堂，是盼望您能立起宗堂，奶奶给我改名字叫什么振家，是盼望我能振兴家业。结果呢您七立八立，揭不开锅；我七振八振，当了骡子客。后来，我们父子拥护孙中山，明白了建立民国打倒贪官污吏的道理，明白了平均地权，让天下穷若农民有田种的道理。活着就该为这个道理干”贺龙下决心要重新把队伍拉起来。

    贺士道叹口气说：“道理是满对的，只是搞不好就会掉脑壳。好，我年过六十，这条老命也豁出去了，和你一块干”

    想说服儿子，反被儿子说服了。贺士道老人从此和贺龙投入了革命斗争，直到他壮烈牺牲。

    贺龙和父亲在革命征途上达成了一致认识后，又分别踏上了征途。父亲刚走，贺龙的部下谷顺如从被吞并的队伍里逃了出来找到贺龙。两人商量了一阵，想起在洪家关还留有两支枪，被吞并的队伍中也有一些弟兄逃出来，想继续跟着贺龙干的。总之，一定要重新组织队伍，重新搞到枪支。

    两人商量妥当，贺龙只身离开常德回乡。他路经桃源县，碰上了一起赶过马帮的朋友列开章，贺龙向他借了三百大洋，准备作路费和买枪支。

    这天，贺龙走到桃源县和慈利县交界的一个叫两水井的集镇上时，一个虎头虎脑、身穿对襟小袄的小伙子，满头大汗地急匆匆往这边跑来。一见到贺龙，就向他打听去洪家关的路怎么走法。

    洪家关是贺龙的家乡，贺龙是再熟悉不过了。他一时来了兴趣：“你去洪家关干么事嘛，跑这么快”

    小伙子打量眼前的贺龙，蓄着浓浓的胡子，眼睛弯弯地咪缝着，一脸和气，象是个见过世面的人，这才说：“我太爷要我去投奔贺龙，他说贺龙仗义，跟上贺龙干，没错”

    贺龙忙问：“你太爷是哪位，你是谁”

    “我太爷叫吴佩卿，和贺龙一起在泥沙镇，夺过枪，我是他的侄孙吴雨霖。”

    贺龙指着自己的鼻子说：“你知道我是谁我就是贺龙”

    “你就是贺”吴雨霖愣愣地看着眼前这个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年轻人：“你就是贺叔祖”他突然下跪叩头，惊喜若狂地说：“贺叔祖，受孙儿一拜”

    贺龙忙扶起吴雨霖，笑呵呵地说：“不要从佩卿那里排辈份，咱们年龄差不多，我就叫你老弟吧”

    “不行，不行”，吴雨霖也笑了：“那我就叫你大叔吧。”

    贺龙望着眼前这个充满生气的小伙子，打心眼里喜欢。他这才细问：“你来找我，打算干什么”

    “我要跟着你杀富济贫”雨霖说到这儿，浑身是劲。只见他“哗啦啦”扯开了对襟短，露出了别在腰间的两把锋利锃亮的菜刀。

    贺龙抽出菜刀看看，拍着吴雨霖的肩膀，笑着说：“好样的看不出你还是个有心人。菜刀也是武器，拿起菜刀也能干革命嘛”

    贺龙和这个年轻人边说边走，越说越投缘。突然，他发现从常德那边走来了一群人，簇拥着一乘四人大轿，摇摇晃晃、耀武扬威地经过了两水井，朝慈利方向去了。轿中坐着的是去湘西任的县太爷，轿前，轿后各有两名士兵背枪护卫。

    士兵们在两水井伙铺吃得酒醉饭饱，有两个士兵稀稀拉拉地掉在轿子后面越来越远。

    贺龙看着士兵背着的两支汉阳造的步枪，轻轻地摇摇手：“走”吴雨霖心领神会，顺手摸出一把菜刀递给贺龙，两人尾随着士兵走去。

    走到连三湾的偏僻小路上，贺龙和吴雨霖猛然间扑了过去，抡起菜刀，结果了士兵，夺取了两支长枪。

    凭着两把菜刀夺下的这两支枪，贺龙招集了十八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又重新组织起一支小小的武装队伍，追随着援助湖北革命党人的湖南护法军，从石门县渡过澧水，以大无畏的精神，自觉地加入到援鄂作战中他们在荆江西岸与北洋军阀部队周旋，先后于石首，焦圻、公安、松滋等县袭击北洋军。从两把菜刀夺枪那时起，仅两个多月的作战中，贺龙的部队发展到一百多人，七十多支枪，被孙中山领导的靖国军第五军军长林德轩委任为第一梯团第一营营长。

    这段经历，后来被贺龙写进了履历表中：“1917年底，曾用两把菜刀，发展到百余队伍，任援鄂军第一路总司令所属之游击队长。”

    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重组武装。从那时起，直到南昌起义，这支队伍越来越壮大，从未失败过。贺龙也经过战斗的磨炼，逐渐成为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时期的一员勇将，北伐战争中的一员名将，以及拥护共产党革命行动的北伐军中唯一的一位有着赫赫战功的军长。

    毛泽东同志对贺龙的这段战斗经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26年，他领导湘南秋收起义，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改编时曾说：“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

    两把菜刀闹革命这段经历，对于贺龙早期辗转起落的军旅生涯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人们回忆他光辉的战斗历程，一般都认为，“贺龙同志是两把菜刀起来闹革命的”。

    2　追随共产党之谜

    在南昌起义以前，周恩来与贺龙曾有过一次重要谈话，然而，贺龙决一把个人的命运同共产党紧密联系起来，决不是一次谈话的结果。对此，彭真有过中肯的评述……

    2.1　关于“主义”的争论

    参加护国、护法战争以来，贺龙逐渐认识到，平均地权在中国难以实现，三民主义并非良策，为了拯救国家、民族，需要另寻真理。

    1920年，贺龙的部队驻防桃源，这时，他已升任为梯团长后称湘西巡防军剿匪游击第二支队司令。炎热的九月，他的司令部里来了两个留日学生。

    与贺龙早就相识的叫陈图南，是贺龙的同乡，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奉孙中山之命回乡策动讨袁，曾与贺龙组织过湘西反袁暴动，后去湘军部队供职，是贺龙参加中华革命党的介绍人。

    另一个是方汉儒，陈图南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湘南宝庆今邵阳人，与贺龙是第一次见面。

    这两个人的到来，给贺龙的司令部带来了一些新鲜空气。

    贺龙向来好客，因此，他们在贺龙处留连两个星期。二人喜欢辩论，每天都大谈“主义”，各执己见，争执不下。

    这时的陈图南已不大讲三民主义，取而代之的是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虽然也讲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但又主张取消这个，反对那个，认为将来的中国，要废除国家，建立一个没有政府的“自由”社会。

    方汉儒信仰马克思主义，向贺龙介绍社会主义。他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消灭了剥削阶级，没收了大资本家和地主的财产土地，消灭了俄国沙皇政权，打垮了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已经是由工农当家作主的国家了。社会主义是适合中国的，一旦中国的广大工农觉醒，一定是会走俄国列宁十月革命道路的。他还向贺龙讲了“五四”爱国民主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情况。

    这两人截然不同的观点，引起了贺龙的深思。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分析比较，他得出了“还是社会主义头头是道”的结论。他后来说过：“当时，我听谈克鲁泡特金的那一套，无论在理论上、政权上、国家军队问题上，都没有什么根据。而谈社会主义时，我听得条条有理，实实在在，有根有据，对我的思想是一个很大的启发。那时候，共产党在我脑子里印象就很深了。自从我知道了共产党，我就在注意找共产党。”

    的确，方汉儒讲的社会主义的道理，象磁铁般地吸引着贺龙。他请方汉儒天天给他仔细讲解一些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和一些进步书籍，专心聆听之后，提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贺龙怀着极大的兴趣询问：“世界上有没有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政党”

    得到的回答是：有，国际党共产国际。

    从此，贺龙在中国寻找国际党，开始了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思想的转变。

    三人桃源会面后，方汉儒回到原籍，贺龙念及旧情，留陈图南当了第二支队副司令，以后又当了参谋长。

    二十年后，贺龙任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司令员在延安过五十岁生日时，回忆早年同他交往的友人中，特别提到了陈图南和方汉儒，认为这两个人“对我很有帮助”。

    建国初期，他回忆在桃源时，陈图南、方汉儒曾提醒他：“方卿兄啊，带队伍光有人和枪还不行，还必须有一个党作靠山才稳当，党如同行路时的指路碑一样，有了党才有方向。”

    那时，他们二人所说的党，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国际党”，这使贺龙在初次接受马克思主义时，便认准了“国际党”。

    2.2　“我的路子走对了吗”

    1923年11月，贺龙被任命为川军第九混成旅旅长，后经孙中山改任为四川讨贼军第一混成旅旅长。

    这年，贺龙率领部队在四川与北洋军阀及其四川地方势力反复激战三年，结果，讨贼军以失败而告终。讨贼军内部的高级将领之间开始纷纷争权夺利，互相吞并，他们见利忘义，不惜背叛孙中山。这些使贺龙陷入了迷茫之中，不得不作进一步的思考了。贺龙请来了他的朋友和参谋刘达五。刘达五是黔军总令袁祖铭的参军，与贺龙交情甚笃。当时，袁祖铭在一些军阀的拉拢下，对熊克武展开激战，刘达五深感袁祖铭走错了路，在劝说无效之后，决定到广东去投奔孙中山。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贺龙。

    “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吃亏的还是老百姓。中国这么大，为什么这么穷这么弱就是给这帮军阀、官僚搞乱了不打倒这些人，老百姓还能指望过上好日子吗困难啊”贺龙感叹道：“这么大一个烂摊摊，哪个能收拾”

    “你觉得广东怎么样”刘达五忙问。

    贺龙低头沉默片刻，然后缓缓地说：“孙中山是个伟人，人民是拥护他的，可是光靠嘴巴不行，要有枪。他依靠的还是军阀队伍，早晚是靠不住的。要革命就得有本钱。这不是当商人，可以借钱做买卖。”他突然问刘达五：“你听说过俄国革命没有”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头几年里，贺龙远在湘西和川、黔一带，没有同共产党发生直接的接触。但他没有忘记桃源时方汉儒对他讲过的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党的情况。

    刘达五回答：“前几年在四川就听说过，近两年在云南，消息闭塞，俄国革命的情况就不大清楚了。”

    “我也是前几年听说过，沙皇、贵族、地主、资本家统统被打倒了，由工农兵当家，搞共产。我很想知道这个产怎么共法它和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有什么不同中国也有共产党了。不过，我想，不管怎么共，要有产才共得成。穷人反正是不会吃亏的。”

    三天后，刘达五带着贺龙给他的一封大洋一百元作盘费，踏上了去广东的路途。

    然而，广东的情况令人失望。刘达五到广东，本打算重返滇军，不久他发现滇军中真正拥护孙中山的革命力量比较弱，只好取道海防，回转贵州，寻找从四川失败后返往铜仁的贺龙。

    1924年10月初的一个晚上，细雨霏霏。在刘达五的住处，贺龙不停地吸着烟斗，在房子里踱来踱去。

    “你认为我走的路子对吗”

    “你常常说，你要为天下的受苦人打天下，谁能说这条路子不对呢不过打来打去还没有打出一个天下来，你还在摸夜路啊”

    “你说对了，清王朝倒了，袁世凯死了，全国仍然是乱糟糟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我们这几千人又能怎么样我天天都在想这个问题。”

    不久，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共产党人林祖涵林伯渠、谭平山、毛泽东等参加了国民党并成为中央一些部的领导人。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援助下，创办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共产党人周恩来担任了政治部主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国共合作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的活动，对贺龙产生了很大影响。这年秋天，黄埔军校一些贺龙的同乡和铜仁籍的周逸群给贺龙寄来了许多书刊和关于广东时局以及黄埔军校开办情况的材料，还寄来了黄埔军校青年军人联合会简章和宣言。

    贺龙读后十分欣喜，他高兴地说：“如果在政治上确实按照简章和宣言中所说的去做，那在政治上就确实找到了出路。”

    “只有找到共产党，革命才有办法，部队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发挥作用。”贺龙决定立即动身去广东找共产党。

    贺龙把自己的旅长一职交给一团团长谷青云担任，将自己的想法报告给了总司令熊克武。熊克武以部队有任务为由，没有同意贺龙的请求。贺龙从这件事上开始对熊克武的革命诚意和领导能力产生了怀疑。

    尽管广东之行未能如愿，但他还是派了刘达五去广东谒见孙中山刘达五去广东后，孙中山不久即逝世，因此，刘达五并未见到孙中山。随后，贺龙与湖南共产党有了初步接触。

    2.3　对贺龙影响最大的人

    1926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广东国民政府发出北伐宣言，号召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争取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贺龙组织响应，率部由黔入湘，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师长兼湘西镇守使。

    八月，部队改编，贺龙在常德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旅长、团长没有变动。师参谋长仍然是陈图南，秘书长也仍然是原来的向劲秋。新的变化是成立了两个过去没有的机构：一个是训练处，由刘达五任处长，另一个则是师政治部，主任是周逸群。

    周逸群，贵州铜仁人氏。受中华革命党委托，带二十余人的宣传队来到贺龙的部队，贺龙与其一见如故。

    周逸群真实身份是共产党员。对于贺龙当时的部队，“共产党”是很新鲜的，他的到来，自然就引起全师官兵分外的注意，互相在打听他的各种情况。由于他出身于高门大户，到过日本留学，又是黄埔学校学生，这一切使得部队中那些行伍出身的军官在思想上自然地与他有一些距离。

    贺龙、向劲秋与周逸群接触较多。当有人向贺龙问起对周逸群的看法时，贺龙出乎意料地回答：“是个很有头脑的人”

    秘书长向劲秋的评价是：“博才多学，不愧为书香门第”

    贺龙在全师具有很高的威信，向秘书长又是全师的头号笔杆子，经他们两人这一品评，年轻的周逸群在官兵心目中的分量一下子加重了，也由于他本人各方面的出类拔萃，很快就成了全师官兵欢迎的人物。

    但是，也有对他始终持有偏见的，和人们谈起时，总说周逸群是“卖狗皮膏药的”。此人就是参谋长陈图南。

    当贺龙弄清了共产党就是他寻找多年的“国际党”时，在周逸群来后的第三天，开门见山地提出要参加共产党。周逸群听后自然很高兴，但显然时机不成熟，于是对贺龙说：“共产党是br /gt;</br></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