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毛主席的呢主席的病被他们气得越来越重”王震愤愤地说：“这几个人已经大失党心，表尽人心，不可救药了。”

    叶剑英听了，也有同感，但并没有作声。

    王震是个直性子、早已耐不住了。有句话，他早问了，但事关重大，不便轻易启齿。今天觉得是时候了，不能再拖，于是把想了很久、一直闷在肚里的话一下子倒了出来：“为什么让他们这样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叶剑英还是不动声色。停了一会儿，只见他做了一个打哑谜式的手势：先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

    王震愣住了。这是什么意思叶剑英又向他点了点头。

    王震想了想，终于猜明白了：大拇指是比喻的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在世，不宜轻举妄动，等去世以后再说，要等待时机。

    王震明白了，心里踏实了。他反过来提醒：“对还是叶帅想得深，这样大事不能操之过急，不能搞一锤子买卖”

    这一次打哑谜的谈话到此结束。

    过几天，王震又来了。

    这一次，一向不多说话的叶剑英先开了腔。他谨慎地提出问题：“胡子，你说说看，在毛主席身边办事的，有你的熟人吗”

    王震想了想，说到几个人的名字，其中有汪东兴，是过去的老熟人。

    叶剑英想到汪东兴眼下所处的重要地位，当时他任中央办公厅主任，身兼中央警卫部队的政委等，掌握着中央警卫部队，又是毛主席病重期间四个值班人中最重要的一个。想到这，叶帅又问王震：“你和他的关系如何”

    “过去很熟，现在还过得去。”

    “那太好了”叶剑英叮嘱说：“你同他要多来往，保持联系，要随时可以同他讲上话”

    王震领会了其中的含义，很爽快地答应了。

    叶剑英还请王震多到老同志那里走动走动，听听他们的意见。

    王震说：“我听叶帅的，就帮老帅的联络参谋吗”

    凡叶帅交待的，王震都一一照办。他多次到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老同志和聂、徐两位老帅那里去联络，还找汪东兴个别交谈，嘱咐他要保护好几位老同志，特别是邓小平同志。有关情况他及时向叶帅汇报。叶剑英很满意这位“联络参谋”。

    聂荣臻打听到叶帅早已上了西山，找个借口也上山“避暑”来了。住在叶帅西边的一号楼。

    两位老帅会面后，推心置腹，深入探讨对付“四人帮”的良策。谈到机密处，为防“隔墙有耳”，他们打开收音机，又放开水龙头，借音乐与流水的合奏曲来干扰“窃听器”的耳目。

    “这几个东西闹腾的不得了，一定得设法解决。”聂老总几乎是贴着叶帅的耳朵，小声地说。

    “是的。主席还在，他多次说过要解决，要耐心等待。”叶帅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主席病成那样，顾不及了。那几个东西现在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为所欲为，什么坏事都可以干出来的。”

    “我们个人的事小，最要紧的是军队军权无论如何不能落到他们手中”

    “所以，不能再让他们横行霸道了。要防患于未然，先发制人。尤其是那个自称吕后的人，迟早要闹事的，不可不防”聂总提醒道。

    叶帅担忧地说：“我们得想个万全之策。主席决心未下定，暂时还不好办啊”

    身在深山，心在山外。叶剑英冷静地观察江青一伙的动向及事态的发展。同政治局李先念、韦国清等人保持联系，还利用机会，主动接触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人，牢牢地为党和国家掌握着军权。他坚持利用尚未被正式免职、未完全丧失军队指挥权的身份，继续与陈锡联和三总部的一些重要机关取得联系，与各大军区、各军种兵种一些靠得住的领导同志保持密切联系，保证随时可以通话，随时可以下达命令。因此，对于“四人帮”反军乱军的企图，他能及时采取各种方式加以扼制，使伟大长城任凭内吹浪打，岿然不动，稳如泰山。

    4.4　惊心动魄大决战

    龙年的厄运继续在向中国人民挑战。

    9月8日，毛泽东在江青的折腾中，病情笃重，再次进入弥留状态。

    连日来，政治局委员们守候在毛泽东的卧室，排着队走到病榻前，一个一个为望老人家，准备最后诀别。

    叶剑英走过来了。这时，意识仍然清醒的毛泽东双目微睁，看到了站在他面前的叶剑英，眼睛突然睁大，并且试图活动指挥不灵的手臂，轻轻相招。可是，叶剑英只顾伤心，旧眼模糊，并未察觉。待他走出病房时，毛泽东再次吃力地以手示意，招呼他回去。一位护士见此情景，马上跑到休息室找到叶剑英说：“首长，主席招呼您呢”

    叶剑英霍地站起来立即返回到病房前：“主席，我来了，您还有什么吩咐他凝神贯注，准备聆听最后遗教。只见毛泽东睁开双眼，嘴唇微微张合，呼吸急促，想要说什么，只是说不出来。叶剑英又急又悲。他的心情十分沉痛，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叶剑英离开病房不久，毛泽东的意识完全失去了自我控制。9月9日零时10分，一颗伟大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

    毛泽东主席逝世以后，早就觊觎党和国家最高职务的“四人帮”一伙，认为时机已到，加紧了其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的夺权目标，首先瞄准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央政治局。

    9月9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毛泽东主席的治丧问题。“四人帮”一唱三和，肆意打扰会议议程，叫嚷“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江青不等华国锋说完，就插话说：“我建议政治局立即宣布开除邓小平党籍，以绝后患。这是主席临终前一再嘱咐的大事。”

    叶剑英怒不可遏，但还是尽量克制。他说：“江青同志，请你放冷静一些，好不好现在我们要办的事很多，但是第一位是治丧。”他望望大家，继续严肃地说：“毛主席不在了，最要紧的是要加强团结。”

    华国锋表示赞同，他沉痛地说：“是啊主席逝世了，我们要更好地在一起，渡过这个困难时期”

    会场上纷纷表示赞许华国锋、叶剑英的意见。见此情景，“四人帮”也只好表示同意。

    但是，“四人帮”并未收敛。会后他们又密谋策划，抓紧行动。王洪文在中南海紫光阁架起十七部电话，让秘书盗用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全国，大小事情要向他们汇报请示，夺取中央对各省、市的领导权。姚文元则开动宣传机器，大造反革命舆论。

    9月12日上午10点多，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接到了中央办公厅的长途电话，当即亲自作了记录：“中办：米思士奇电话：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主席丧期发生重大问题及时报告。有重要问题不好解决及时请示。

    找米士奇同志联系。

    李瑞山接“同一时间，在9月11晚和12日上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都接到了米士奇的电话。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电话，感到事情有些蹊跷，立即与华国锋直通电话，问他是怎么回事华国锋大为震惊，当即问叶剑英，叶也不知此事。他们决定以中央名义通知各地，澄清事非，并发出通知：发生重大问题，应向华国锋请示。

    这一招不灵，“四人帮”还有一招。他们大搞特务活动，收集情报，“上书劝进”，企图把江青推上党中央主席的交椅。

    作贼心虚。“四人帮”在毛泽东逝世后，更加迫不及待地盗骗主席的机密文件和档案材料。江青不但亲自出发，还派毛远新每天到毛泽东的女秘书张玉凤那里，软磨硬泡，索要毛泽东的手稿，甚至要保密柜的钥匙。为达到目的，送钱送物，特意请张玉凤到钓鱼台吃饭。张玉凤很为难，报告了汪东兴。汪东兴不愿意给。

    叶剑英知道此事后，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拼命抢夺文件无非有两个卑鄙目的：一是心虚，怕那些有涉及他们历史的反革命的东西；二是要整人，找打人的炮弹。叶剑英亲自打电话给汪东兴、严肃地说：“毛主席生前，你保卫了他的安全。主席去世了，请你看管好他的文件档案，暂时来不及清理，也一定要好好封存起来，千万不能遗失，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机密的大事。”

    汪东兴照办了。他通知张玉凤封存了文件，并追回了被江青等人骗去“借阅”的两份文件。

    面对“四人帮”的横行肆虐，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经过天灾人祸带来的巨大创痛之后，更加觉醒了。党和军队中的许多老同志都不约而同地把希望寄托在叶剑英身上。在邓小平被“四人帮”打倒，且受到严密监视的情况下；在华国锋地位仍不稳固的情况下，作为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正是众望所归。

    叶剑英经过认真、慎重的考虑，觉得打倒“四人帮”这场斗争，是一场严肃、复杂的政治斗争，不是个别人的行动，需要在中央最高领导层中统一思想。而其中最关键的，是要同毛泽东生前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统一思想。

    基于这种考虑，从主席病重时开始，叶帅就主动接近华国锋，华国锋有时也去看望叶帅。叶帅从多方面了解和帮助华国锋。从交谈中，叶帅察觉华国锋对“四人帮”的做法表示反感，也正考虑如何处置他们，只是还有些顾虑，认为时机尚不成熟。

    “英雄所见略同”。老一辈革命家虽然各在一方，但思想是共鸣的，他们团结一心，决不让中国历史再来一个大倒退。

    邓小平、陈云、聂荣臻、李先念、邓颖超等老革命家和许多老同志都曾与人商议，并找过叶剑英交谈。

    这一天，陈云也来到了西山，他见面第一句就问：“这个局势怎么办啦”

    叶剑英谈了当前的形势和困难，说：“现在各方面的情况很复杂，有许多工作要做，时间又紧迫，不容许拖延了。”

    陈云也有同感：“是啊斗争的确很复杂，主席刚刚去世，弯子很难转啊要尽量争取合法解决才好。震动要小一些……”

    “剑英，现在只有你的身份是半合法，究竟怎么办，大主意靠你来拿。我相信你会解决好的。”陈云告别时说的这番话，使叶剑英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人们也许不会想到，美丽的西山，这个避暑胜地，如今竟成了铲除“四人帮”的秘密联络站和“指挥部”。

    叶剑英又一次见到华国锋，从交谈中发现他正为“四人帮”的困忧苦恼着。

    “国锋同志，现在有几个人尽出难题，干扰太大，政治局的会议有时开不下去，这样下去不行啊，得想个办法。”叶帅点出了题目。

    “是啊可是主席刚刚去世，善后工作还没做完。”

    叶剑英单刀直入，进一步揭露江青一伙近期的阴谋活动，殷切希望华国锋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团结大家同他们斗争，担负起领导这切斗争的责任。

    华国锋听了叶帅的一番话深受感动，坦诚地说：“你是知道我的底子的，在老同志面前，我是个晚辈。我倒不是不敢和那几个人斗，就是担心老同志不支持。”

    叶剑英恳切地说：“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会支持你的”并且劝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走。

    听了这些话，华国锋情绪高起来，表示只要有老同志撑腰，有军队撑腰，就好办。

    打通了华国锋这一关，叶剑英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他想到还有一个人的工作要继续做。此人就是对华国锋甚至对政治局都有很大影响的汪东兴，特别是他与中央警卫部队的关系，使他在即将进行的这场决战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叶剑英带着一堆问号到中南海找汪东兴。像开始同华国锋交谈一样，从试探转到正题。

    出乎意料的是，汪东兴表示得很爽快：“我听华总理和叶副主席的”

    原来，汪东兴早有思想准备，也正在考虑这件大事。早在主席病重期间，有一次，胡乔木来找汪东兴，问他知不知道江青在大寨讲了什么上海的学习与批判里边的文章透露了有人有野心。胡乔木放低声音，出主意说：“张春桥闹腾得很厉害，先把他抓起来。”汪东兴也有同感，暗示说，只搞一个人不行。其后，还有些人向他提过类似建议，出谋划策。所以，这次听叶帅一讲，他就明确表了态。

    “东兴，这可是一着险棋，你要认真考虑一下。”叶帅又作叮嘱。

    “叶副主席，这件事我考虑过，关系非常重大，要从长计议，范围不要大，要绝对保密。”汪东兴说出自己的想法。

    “是的，要做得周密，万无一失地去办。”

    叶剑英和汪东兴几乎同时说出了这句话。这是粉碎“四人帮”斗争的一个前奏曲。

    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在不断恶化。“四人帮”变得越来越疯狂了。一方面，他们利用控制的“第二武装”，南北串连，招兵买马，发放抢弹，抢占地盘，加紧进行反革命暴乱的准备；另一方面，他们大闹政治局，公开摊牌，进行“逼宫”9月19日，毛泽东追悼大会的第二天，江青就首先发难。

    她给华国锋打电话，要求召开紧急常委会。像这样的怪事，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已经司空见惯。在这次不是法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常委会”上，江青一伙对保存主席遗体并没有兴趣，不想参加讨论，只是一味胡搅蛮缠，要把主席的文件书籍交给她和毛远新清理。

    华国锋和汪东兴坚持由汪东兴负责，暂时封存。

    “文件大战”并未收兵，他们发动的夺权“战争”并不只在一处进行。

    毛泽东逝世后，连日来，“四人帮”的步步进逼，特别是在封存文件和处理遗体等问题上无理纠缠，连连发难，弄得华国锋寝食不安，他感到“四人帮”的反党气焰越来越凶，不能一再忍让，是进行反击的时候了。

    9月21日晚，华国锋驱车来到李先念处。

    华国锋进到室内，还没有坐下，就急急忙忙打招呼，后面有人盯梢，只能呆一会儿。他概要地谈起最近一个时期“四人帮”抢班夺权的猖狂活动和自己的困难处境，说：“看来，我们同他们之间的一场斗争已经不可避免”

    李先念也正地为此事深感忧虑。

    华国锋想到在这个时候，他出面去找叶帅不大方便，便请李先念代表他去。

    “先念同志，还是请你上西山上一趟，转告叶帅，就说我的意见，务必请他想个办法解决。”

    李先念爽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欲话说，无巧不成书。就在华国锋找李先念，要他向叶帅传话的几乎同一时间，聂荣臻元帅找来杨成武，也要他传话给叶帅。

    聂帅说：“要有所警惕：这几个东西是一伙反革命。他们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要防止他们先下手。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果断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9月21日，是粉碎“四人帮”斗争史上很值得记载的一天。这不只是因为这一天发生“文件大战”，党中央政治局取得了胜利，更有意的是几位重要决策人之间进行了紧张的秘密“串连”。他们最终要去的一个地方是西山，最终要找的一个人是叶帅。

    阴谋家的嗅觉往往是很灵敏的。“四人帮”为了监视叶剑英的行动，经过秘密策划，决定派刚从上海回京的王洪文再度住进西山。王洪文选择了靠近十五号楼东南几十米的二十五号楼，在这里可以窥视上山过往人的行路，观察十五号楼的动静。

    现在，这个无赖竟充当“猎犬”钻进西山，伏在叶帅的身旁。叶剑英探知来意，告诉警卫参谋“马头”说：“你给我盯着一点儿”

    王洪文住下以后，没有休息，就来“看望”叶剑英了。

    “马头”出于礼貌，出来迎接他走进客厅。

    “叶副主席，我一住下，第一件事就是来看望您，向您报到。”

    王洪文自毛泽东逝世以后，改变了过去“剑英同志”的称呼。

    叶帅虽然对这个趾高气扬的新贵报为厌恶，但想到正好可以借此摸一摸对手的底细，就不动声色与他周旋起来。

    “上海的形势怎么样”

    “很好。”王洪文支吾了几句，显然是在应付，两眼贼溜溜地乱转，他看到写字台上一摞线装书，移开了话题：“叶副主席这么大年纪了，还是这样用功，有时还下山走走吧”

    “老了，不济事了。最近很少走动，在研究西山呢”

    王洪文没有听出话里有话，反而说：“是呀叶副主席年事已高，身体欠安，比不得我们年轻人了，有些活动可以不参加了。让我们替您干吧”

    他竟然如此露骨，如此狂妄

    叶帅从心里觉得事情不能再拖了。但是，究竟采取什么办法来收拾“四人帮”元帅心里还未定盘子。他对“眼镜”、“三点水”等人一个一个翻来倒过去掂量。根据几个人不同的情况，设想了各种不同的办法，既想过“一起解决”，也想过“个别处置”；既想过采取紧急措施，从“隔离审查”到公然逮捕；也想过采取过渡办法，把他们分别调离中央，到外省，再视情况慢慢处理。最后倾向于还是“一网打尽”。

    9月24日，李先念到叶剑英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过了两天，杨成武要下山，临走前来见叶帅。元帅微笑着说：“你转告聂总，先念来过了。我要立即搬家，你告聂总也要注意安全。”

    他又叫王震即刻到陈云那里请教。

    陈云沉思良久，缓慢地说：“也只好如此了。紧接着又补充一句：”下不为例“并再三嘱咐，请叶帅快下决心，以稳妥为上策。

    “四人帮”又在酝酿发动新的“夺权战役”。

    9月29日，这个“战役”是在大闹政治局的喧嚣中打响。

    “四人帮”打出江青旗号，要求加强集体领导，安排江青的工作，实际就是让她当中央主席。他们的无理取闹，理所当然地遭到叶剑英、李先念等多数委员的反对和否决。

    “四人帮”一看第一炮没有打响，又横生枝节，要让毛远新留在北京，起草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四人帮”强词夺理，大放厥词，大闹政治局，围攻华国锋。华国锋终于看穿了他们的一连串诡计，再也不能退让，决定最后摊牌了。他坚定地说：“会议开到这里，不能再吵了。我认为毛远新应回辽宁去，这里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决定。”最后他说：“即使三中全会要作政治报告，也应该由我来作，应该由我来准备，至于党中央的人事安排，应该由政治局讨论决定。”说完立起身来，宣布散会。

    9月29日这次会议是“四人帮”最后一次参加的政治局会议、这是中央政治局和“四人帮”围绕夺权与反夺权问题，又一次公开教量。“四人帮”的阴谋又一次大暴露，并且遭到了挫败。中国共产党的最多层组织又一次显示了它不可战胜的内在力量。

    “黑云压城城欲摧”，“四人帮”的政变夺权步伐更加快了。

    他们跑到清华大学、北京平谷县等地，大造反革命舆论，煽动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打倒”

    并说10月7、8、9日有“特大喜讯”，要人们“把胶卷留下，等特大喜讯时再照”。

    上海的商店里，大红纸被争购一空，准备庆祝“特大喜讯”。“四人帮”的干将公然地对反对他们的人说：“9号以后再代你们算帐”

    10月4日，“四人帮”在光明日报头版抛出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中声称，一切修正主义的头子绝没有好下场很显然，他们把叶剑英和华国锋当成了“修正主义的头子”。这实际是公开发出了要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信号。

    叶剑英得到这些危险的消息，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敏锐地察觉到：“四人帮”夺权已迫在眉睫，解决他们的问题已刻不容缓了。

    10月4日下午，叶剑英来到华国锋的家里，叶剑英催促这位主要领导人，时间要往前赶：“国锋同志，看来事态的发展，不允许我们再等待了。必须当机立断”

    “是啊，原来设想还有几天，恐怕来不及了。”

    经过紧急磋商、反复研究，果断决定：“先发制人，以快打慢，按原先设想的方案，提前采取行动。

    当天晚上，叶剑英又赶到汪东兴家里，扼要谈了同华国锋商定的大计，征求他的意见，并商量具体落实计划。

    汪东兴高兴地说：“我坚决拥护华总理和叶副主席，你们怎么领导，我们就怎么干。”他汇报了掌握的动态和3841部队的情况，满怀信心地表示：“情况我熟悉一些，具体的事情应该由我来做，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做好”

    10月6日晚八时，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在中南海怀仁堂、亲临指挥，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形式，对“四人帮”进行了隔离审查。为了让不是常委的姚文元参加，以改动文献的名义，通知他列席会议。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先后被带去候审。江青也在她的住处中南海万字廊201号被抓起来。在行动过程中，由于部署周密，指挥果断，没有响一枪，没有留一滴血，在很短的时间内，不可一世的江青反革命集团就被彻底粉碎了。

    从此，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开始了新的篇章

    “百年赢得十之八，老骥仍将万里行。”叶剑英这位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响应时代的召唤，挺身而出，在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攫取党的最高领导权的紧急时刻担负起组织各方面革命力量同“四人帮”进行决战的历史重任，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又一次从危险中挽救了党和国家，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谱写了一曲神秘独特而又光辉灿烂的篇章。

    刘伯承元帅之谜

    1　寒门将子之谜

    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养育的苦孩子，日后成为挥戈疆场的“常胜将军”，这其中必然有着不寻常的经历。是天助还是人为

    1.1　刘家溯源“优人之后”与“皇族之后”

    1892年12月4日，刘伯承出生在四川省开县赵家场张家坝一户农民家庭里，因为他出生时曾祖父刚去世两个月，所以父母给他取名孝生，字明昭。

    在封建的旧中国、刘伯承的祖辈也经历了人间的磨难。曾祖父刘国宇，祖籍四川省云阳县，靠种地和打铁过日子，但仍朝不保夕，日子格外清苦，实可谓寒门，无奈，曾祖父带领全家人迁至开县。

    祖父刘政富，继承了父亲的产业和手艺，但由于家庭入不敷出；又迫使他学会了吹唢呐这个为人轻视、但又是当时婚丧嫁娶不可缺少的行业。刘政富除了种田、打铁，就是四处流浪，流浪的生活使这个农民养成了正直、开朗、助人为乐的性格，加上他比较聪明、靠自学懂些书理，因此在村中颇有声望，乡邻关系很好。

    也许是老天爷怜恤刘家的遭遇，也许是刘家不该如此破落下去。有一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刘家竟慢慢地富裕了起来。那一年，刘政富与几个儿子播种时，错把早稻种当成一般稻种种上了，谁知这一年大涝，刘家的稻子收割了以后，接连几天大雨，别人家的稻子都淹死了，但水退后，刘家稻田的余根竟又长了一茬，这么一来，刘家卖了点余粮，再加上织点席子、搞点副业，便渐渐摆脱了贫困。生活中的这一变化，使刘政富“望子成龙”的思想抬头，他选中了六个孩子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孩子进私塾读书，这个孩子就是刘伯承的父亲刘文炳。

    刘文炳出世的时候，刘家的经济已有根本好转，俗话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么儿”，刘文炳得天独厚，读了十多年私塾，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执笔编撰过刘氏家谱；曾参加过开县县试，并考中秀才。在封建社会，哪家子弟考中秀才，社会上公认是一件极其荣耀的事，家中必须大摆宴席，秀才本人也要披红戴花，骑马游街、光宗耀祖。刘家几辈贫寒，而今出了这么一个秀才，进而还可以府试、殿试，说不定可以得到举人、进士等功名，因而刘家的主人刘政富便借来一匹大红马，亲自给儿子披红戴花，带着几个儿子敲锣打鼓，很是热闹了一番。

    没想到，刘政富这一举动激怒了赵家场一些榜上无名的富家子弟，于是，他们雇请了一些地痞流氓羞辱刘家，同时，还联名向开县知县衙门和夔府衙门递了禀贴，声称“开县浦里刘氏文炳者，祖宗三代以司乐为业，出身卑贱，违典应试，有辱先贤圣哲……”，控告刘文炳犯了欺君辱圣之罪。在清朝，参加婚丧嫁娶和祭祀活动的司乐人俗称吹鼓手是被社会歧视的，清律明文规定，这些人的子孙属于优人之后，优人和他们的后代都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如果隐瞒了出身，一经查出，不但本人要革除功名，而且连同保人、主考官一起问罪。没有多久，夔府衙门问罪下来，刘家花了几百两银子求人疏通，这件公案才不了了之。从此以后，刘文炳就弃文务农，常为邻里写碑文和对联、书信等。成了赵家场一带有名的“泥腿子文人”。

    刘文炳生有四男三女。妻子周寅香，出生于贫农家庭，朴实善良、勤劳能干。刘伯承是她四个男孩中最大的一个，因此，便格外受到器重。在刘伯承八、九岁时，父辈们就分了家。因刘文炳夫妻忠厚老实，分家时，田地房屋先让几位兄长挑选，自己只分得一座三间茅草屋和几亩坡地。起初，家中人口少，生活还能勉强维持，不几年，孩子接连出世，生活也就一年比一年艰难。

    幼年时的刘伯承聪明、活泼，但顽皮、好动，爬树掏鸟蛋、上房捅野蜂窝、什么都敢干。当时，刘文炳要养活全家九口人，生活日益艰难，况且在遭到科举考试的不公正对待后，他已无心仕途，但他看到五岁的孝生聪明伶俐，智力发展快、接受能力强，便很想早点送他入学读书。但附近的几所塾馆都离家较远，而且要涉水过河，很让人放心不下，所以此事也就搁了下来。

    天无绝人之路，恰在此时，一位流落开县的“乞丐”来到刘家门前，引起了刘家的注意，他就是刘伯承的第一位启蒙老师任贤书。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刘文炳发现任贤书不仅学识渊博、品德高尚，而且还熟谙兵法，精通武术。因此，他对任贤书也更加敬重，为了解决这位外乡孤老的生计问题，同时也使孩子能就近入学，在取得任贤书同意后，由刘文炳出面，邀集了四方邻里二十多名学龄儿童，在刘文炳老屋附近的一座茅屋里办起了一所私塾。这样，刘伯承就在任贤书名下启蒙读书了。

    孝生进入私塾后，开始和孔夫子、孟夫子打上了交道，整天学习三字经、千家诗，读四书、五经，但是，“三纲五常”、“仁义道德”并没有使他完全归顺，贪玩逃学之事时有发生。

    然而，一个偶然的事件使他改变了顽皮的性格，正视了自己的学业。有一天，不识字的母亲盯着儿子背书，孝生急于出去玩耍，便闭着眼睛瞎背一通，碰巧这天父亲没出门，也在里屋看书，听见孝生乱背一气，便高声斥责他：“孝生，你欺负你妈不识字，乱背什么我告诉你，我没有南庄田、北庄地，只有一管笔、一锭墨留给你，你不用功，看你以后怎么过”

    听了父亲的话，母亲方知受骗，伤心地边哭边说：“谁叫我小时候家里穷，念不起书，连自己的儿子也欺骗我不识字，叫我怎么不伤心呢”

    看着伤心的母亲，孝生内心震动很大，他觉得很对不起母亲，便向父亲保证：“从今以后，我再也不逃学了，一定好好念书，你们就看吧。”

    从此以后，小孝生立下志向，发奋读书，他每天第一个到课堂读书，晚上回家读到深夜。他读书非常认真，凡是读过的书，他都要弄通，并且仔细地圈阅和批注，一部孟子他圈阅过数遍；练习书法更有耐力，常常一个字练习几十遍，直到和字帖上的字差不多了才接着练下一个字。在学习中，他常常用“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温故而知新”的道理鞭策自己。他除了运用一般的学习方法外，还逐条逐条地背字典，字典中的许多条目他都能够背下来，使他日后成为一个知识丰富，文字基础扎实、记忆力很强的人。

    功夫不负苦心人，由于勤奋、努力，孝生的学习有了长足的进步，各门学科的成绩远远超过一般学生。孝生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从他的老师任贤书那儿更多地汲取着精神养料。任贤书早年参加过太平天国革命，他不仅学识渊博，品德高尚，而且熟谙兵法，精通武术。他除了严肃认真地向学生授课外，在课余时间还教学生操练武术，而且，他还很注意对学生道德情操的培养。他经常给学生进述岳飞、文天祥、郑成功等民族英雄的事迹和三国、水浒的故事；教学生吟诵满江红、正气歌等充满爱国主义的诗篇。在任贤书的影响下，孝生不仅将汉书、说岳全传、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看了又看，还能将书中重大战役、主要故事情节讲述出来，他尤其赞赏劫富济贫的梁山好汉、钦佩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诸葛孔明、更敬慕文武双全的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这一切对他的心灵和思想无不产生影响。

    1904年，年仅十二岁的刘伯承，立志报效国家，参加了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刘文炳自早年参加县试受挫后，早已抛弃了参加科举考试的念头，但为了陪同儿子应试，他还是违心地报了名。第一轮考试结束后，父子二人双双中榜。不料却又被人检举了上辈人做过吹鼓手的身世，结果，父子两人被双双逐出考场，这使年幼的刘伯承心灵受到极大的伤害，他不解地问父亲：“爸爸，什么是优人之后为什么优人之后就不能考秀才呢”

    父亲满腔悲愤地告诉他：“还不是你爷爷年轻的时候家里穷，虽然有打铁的手艺，但仍填不饱一家人的肚子，所以，你爷爷就留心学会了吹唢呐，逢上别人家有红白喜事，都来请他当吹鼓手。从此，你爷爷就成了优人，我们就成了优人之后。”

    父亲接着说：“但若论起家世来，我们还是皇族之后呢咱家谱上说，汉高祖时代，刘家有兄弟三人：刘元、刘仲和刘季，刘季就是汉高祖刘邦。我们家就是刘仲的后代，高祖得了天下后，封刘仲为颉羹侯。”

    年幼的孝生鼓动父亲说：“我们既是皇族之后，那我们找考官说理去”。

    父亲叹气道：“咱家这一支后来破落了，咱家没有做官的，又拿不出钱来，谁替咱说话呀”

    孝生愤愤地说：“这个科考的办法太不合理了，难道穷人就永远穷下去不成，我就要争这口气。”

    经过这次事件后，刘文炳积郁加劳累，终于一病不起，竟于1906年病逝。从此，养活全家的重担便落在了刘伯承这个家庭长子的肩上。贫困的生活，沉重的家务使他无法继续读书，他退学了。

    回乡之后，他白天种田、割草、砍柴、替人挑粪，晚上回家织席、舂米，这使他更多地接触了社会，尤其是下层的劳动人民，懂得了社会这部“大辞典”里不仅有正义、光明、美好和善良，而且也充满着丑恶、黑暗、残暴和不公平。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早就对清政府不满的刘伯承摒弃“好铁不打钉、好郎不当兵”的陈腐观念，说服母亲和家人，毅然从戎。此后，这个“优人与皇族”兼而一体的继承者并没有因“优人”成为一个平庸的人，也没有因“皇族”成为封建社会的卫道士，而在几十年之后，成了一颗闪烁在中国上空的帅星。

    1.2　“使此人得志，何忧乎四川”

    刘伯承的青少年时代，虽然是在贫困和被人歧视的环境下度过的，但他聪颖、勤奋、对事物分析独到、富有思想，因此，他的老师和朋友们对他不同于凡人的表现倍加赞赏，称他为“同辈人的楷模”，甚至惊叹“天才何故如此罕出”

    刘伯承的第一位启蒙老师任贤书在对刘伯承进行了六年的启蒙教育后，深感自己</br></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