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患者的投诉。每次下乡扶贫义务出诊捐款捐物的，他都是身先士卒。唉，这么一闹，他这职业生涯也算是毁了。”
    凌晨问负责人能不能把那位医生的电话给他们，负责人果断地拒绝了，说这几天记者不断给他打电话逼问他的私生活，他已经快崩溃了，不可能再接受采访了。凌晨说：“他既然是冤枉的，就不应该被大家这样舆论攻击，而且你们院方也不应该背这个黑锅。”见负责人还是有些犹豫，程澈说：“请您相信我们，我们是记者，我们只会关注事实的真相，而不是和事实无关的隐私，我们会如实报道这个医疗鉴定结果。仅此而已。”负责人最后还是没有同意，凌晨不死心，临走的时候悄悄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写在纸条上塞到负责人手里。
    本来也没有抱多大的希望，谁知晚上负责人居然打来了电话，说他私下和那位医生沟通了一下，那位医生同意接受采访，但只接受电话采访。凌晨和程澈猜测，可能是他们和院方负责人说的话让那位医生觉得他们没有偏见，至少是没有恶意的偏见，还可能他被外界恶意揣测这么久，也想有个地方诉说自己的委屈吧。
    电话采访开始，程澈详细问了他关于这次手术的过程，基本和他们了解到的一致，说到红包问题，那位医生激动地反驳：“绝对是无中生有的杜撰！我可以用我的人格发誓！我们医生和你们记者一样，这样的工作都是发不了财的，如果发财，那一定是良心换来的。我始终牢记我是一名医生，我做的每一台手术都尽心尽力，对的起我的良心。但是，手术不是万能的，而且手术本身就有风险，这是现在医学水平的局限，不是任何一个医生可以左右的啊！”
    电话那头传出了低低的抽泣声，“我为了这台手术，连我儿子的生日都没有陪他过。”程澈等他平静了问他有没有什么人能证明当时他拒绝了家属的红包。他想了想说，家属给了他两次红包，一次在办公室，同事可以证明，还有一次在手术室门口，应该监控可以看到。
    随着采访的深入，程澈可以感觉到电话那头的人由充满怀疑到慢慢放松下来。采访结束凌晨问他还有什么想说的，他顿了顿，竟然开始主动说起被其他媒体当做重点渲染的“婚外情”事件。
    “我和我妻子结婚十二年，还有一个上小学的儿子。医生这个职业，外表看来光鲜受人尊敬，但到底有多苦有多累压力有多大责任有多重，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忙起来的时候简直是没白天没黑夜，几乎没有节假日，能陪老婆孩子的时间更是屈指可数。由于专业特殊性，有什么压力也没办法跟家人说，说了他们也没办法分担，加上聚少离多，我和我妻子越来越没有共同话题可以聊。去年年底，我妻子和我提出离婚，我同意了，因为我确实不是一个好丈夫好爸爸。讽刺的是，因为没有时间，我们迟迟没有去办理离婚手续。我和李护士因为经常要在一起加夜班，由于是同行，工作压力大的时候跟她说一说，她能体会我的苦闷也能帮我疏导一点压力。一来二去，我们之间就有了感情，但绝对不是外界猜测的那种肮脏的关系，而是惺惺相惜知己般的感情。对方律师不知道怎么了解到的这些信息，加上媒体添油加醋的报道，我现在的形象已经是一个道貌岸然抛弃妻子草菅人命的混蛋，我大概这辈子也不可能洗清自己了，对于家庭，我的确亏欠，但是这个手术，我问心无愧。”
    程澈和他说私生活的部分，因为他们无法核实，所以抱歉不能报道，只能如实将现有可以证明的事实报道出来。医生说有为他说话的一家报社，他已经很满足了。
    采访结束，程澈和凌晨去医院核实了那位医生两次拒绝红包的证据。回报社的路上，凌晨有些感慨地说：“我现在有点害怕了。”程澈有同感，“我也有些害怕了。”凌晨看看手中的笔，“我觉得手中的这只笔重千斤。这只笔既能声张正义，也能轻易毁掉一个人的清白。”程澈同意他的话：“所以，我们在落笔前要慎重再慎重，谨慎再谨慎。让这只笔成为只为事实发言的话筒，而不是成为杀人不见血的刀。”凌晨说：“咱们这次的稿件虽然有些晚，但迟来的正义终归也是正义。”程澈点头，“咱们今天晚上加个班把稿件赶出来，明天一早给前辈审核过就可以尽快见报了。”
    回到报社，凌晨负责整理采访资料，程澈负责写稿。凌晨边看稿边疑惑地问程澈，“咱们既然是为那位医生正名，为什么不连‘婚外情’也一起帮他澄清一下呢？”程澈说：“你忘了咱们今天路上说的话啦？关于他的私生活咱们无从调查，如果有他的妻子或者什么证人可以证明他的清白，咱们可以再发稿件，但现在咱们是要向大众告知，此次医疗纠纷不是这个医生的过错，至于他的扶贫下乡义务出诊捐款捐物都有记录证书锦旗什么的可以刊登出来。”凌晨一拍脑门，指着程澈说：“你以后一定要时时提醒我，免得我被人三言两语就说服替人家写好话，而不是用证据说话。”程澈收拾好东西，关了灯，笑着对他说：“咱们互相提醒。不早了，快回家吧。”凌晨抬起手看看表，指针已经指向晚上十一点半。他打了个哈欠，“今天太晚了，我去明徵那儿蹭一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