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骨子里。有时候她偶尔在白人报纸上看到对古老东方加以品评，实在自大狂妄到极点。千年前丝绸路上的茶叶让英国人讨到了便宜，得了一星半点好处便捧为至宝，到后来遇上南美的咖啡，人人都觉得那是“二等货色”。若不是被英国人逼急了的美国人波士顿倾茶戒茶，几百年后连锁店火遍全球，咖啡搞不好永无翻身之日。
    这样想着，淮真又觉得自己自大。毕竟虎门销烟与波士顿倾茶本质不同：一个是旧帝国行将就木，一个是新生命脱离桎梏。但她实在忍不住想要去计算：波士顿倾茶至今有多少年，两百年？从虎门销烟算起，两百年之后又是哪一年？
    她趴在被窝里，手搁在枕头上将这堆话草草写在纸上，这里圈圈改改，最后成了一页纸的小草稿。小草稿打出来了，她就递给那个严厉批评她——“本地人不这么讲话”，还顺带教会她五种法式湿吻的好老师。好老师一声不响的接过来，盘腿坐在床尾的被子上给她改错。
    她听见他在硬纸板上唰唰的写，一边有点郁闷。
    转念又安慰自己，英文不那么地道事小，掏心置腹写了这么多东西，别人压根不在乎才事大。
    于是她问，“你还很讨厌华人吗？”
    他先说I don’t know，紧接着又说不知怎么描述这种感觉。
    待又仔细想了一阵，最后他说，“有天我发现我的喜欢和我的憎恶相悖。那么要么是我的喜欢错了，要么是我的憎恶错了。要让一个顽固的人认错是很难的事，所以他们只好慢慢学会和彼此如何相处。”
    淮真笑着问，“那请问它们现在相处怎么样？”
    西泽说，“它们碰撞出了一种很奇妙的化学反应。它们其实并不相悖，天然可以共存，原始又天真，野蛮生长，像是种本能。”
    她说，“我听不太懂了。”
    “有一天，有个老修女骂你们这群该死的中国佬——‘竟然连宗教信仰都没有，这简直太可怕了。’但是我实在难以想象有一天会在礼拜堂碰到到你。所有的难以理解，放到你身上，突然都变得顺理成章。”他侧过头，在她嘴唇上亲了口，总结性的说，“That’s you.”
    淮真回味了一下这个吻，觉得他潜台词在说“你这磨人的小妖精”，控制不住咯咯笑起来。
    仔细琢磨了一下，她又觉得他说的这些，竟然和恒慕义教授讲的那番话不谋而合。
    她说，“大部分人都觉得唐人街没什么好东西，除了大烟，赌博，暗娼。他们把唐人街称之为下水道。”
    他说，“那也许不是喜爱，是上瘾。”
    她说，“你也许也上瘾。”
    他没置可否。
    过了会儿才说，“我父亲以前在香港有过一个情人。后来回到美国，再也没有回去过。他结婚，有了凯瑟琳，与奎琳在社交场合是做模范夫妻，对她也不错。凯瑟琳十四岁生日那天，他喝醉了，坐在会客厅沙发上一句一句地讲着广东话——‘Aak kam，畀杯水我，Aak kam，Aak kam……’”
    淮真自行翻译了一下，“阿琴，给我杯水。”
    他点头，“没人懂广东话，但所有人都知道让他眷恋的不是奎琳。所有人都沉默着，直至他醒来也没人告诉他。祖父也没有，冷冷的看他当众出洋相。他应该比谁都知道，十六年过去了，他还没忘。见过我父亲那天的样子，才知道什么叫上瘾。我不想变成他，祖父更不想。”
    淮真说，“所以你不喜欢华人？”
    他说，“也不是，我不讨厌她。我已经不太想得起她长什么样，只有一些很模糊的片段。香港夏天很热，窗上镶的不是玻璃，是一层薄纱，我还想得起圆形窗户外湿漉漉的芭蕉，蚊子很多，不叮别人，只要我在绝对不会叮别人，抹了什么驱蚊的柠檬草膏也没有用，以至于我现在对热带仍有阴影。半夜被叮醒，看见她从父亲房里出来，坐在我床头摇扇扑蚊子。她话很少，在我记忆里只剩下跪坐在床头永远柔顺谦卑的形象。我喜欢她。但直至很多年以后，见过无数华人女性，她们反反复复印证甚至扭曲了那个跪在我床头的形象。以至于到最后，越来越觉得，华人女性都应该是那样一副绝对服从男性，以致失去面容的模糊脸孔，毫无特色，被昆虫钉钉在展翅板上，成为没有一丝神采的苍白标本，储藏在博物馆里；或者物化自己，给自己与同类标上价格，任人观瞻，任人品评，任人购买，任人宰割。”
    淮真没说话，觉得有点刺痛。
    西方女性已经宣扬“一个女人纯粹美好的自由，比任何性爱都要美妙得多”时，老中国还在父权社会的尾巴上飘摇。有不少白人女孩儿年轻时也嫁给了华人青年，比如从前在萨克拉门托做古董发家阿祥，在他事业尚未起步便取了优莎娜做太太。两人膝下四个儿女，五十岁了，阿祥还想回中国纳小妾，逼得优莎娜与他离了婚，在洛杉矶唐人街拖儿带女的自立门户；他们两个自小在唐人街长大的混血儿子也没逃过一劫，相继与白人女大学生结婚，婚后却出轨好莱坞女星，亲人好友还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