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新年好”。
    她选了个靠窗的单座，坐下来，托着下巴看向窗外。冬天百草凋零，万木枯疏，但人们在树干上系上金粉色的带子，在门前粘彩纸、贴春联、挂灯笼，小孩子们穿着新衣裳在街上窜来窜去，手里握着糖葫芦或糖人糖画，一点儿也不显得凄清，只显得热闹。
    前头几个欧洲青年聊得火热，他们用的都是汉语，李素心听了一耳朵，这才知道他们是北京大学的留学生，家境都称得上不错，仰慕强盛的东方共和国，远渡重洋来学习革命理论的。还有个鼻侧有雀斑的男生一直在说“中文太难了”……
    李素心饶有兴味地想，他们这种不远万里来到心目中的圣地，意图求得真理的精神，简直和求取真经的唐三藏有的一拼。
    果然是年轻人啊，敢想敢做，敢打敢拼，什么都不怕，有着天地间装不下的壮志雄心。年轻真好啊！
    离政府的所在地还有两条街，她下了车，步行走到一只邮筒边，将一只信封投了进去。信封里装着两百块钱，是寄给她的小儿子金弘时的。他才来了信，信里直言不讳的告诉她，他和他妻子的第四个孩子刚刚降生，是个男孩，他们夫妻为孩子的诞生感到由衷的喜悦，但孩子的母亲奶水不足，而他们没有钱购置贵重的营养品，要她速速寄钱去接济他们。
    李素心当然为孙子的降生而感到开心，但看见儿子又是写信来要钱，好心情顿时被败坏了一多半去。她这个儿子就是个讨债的，自从她为共和国工作之后，就开始用一种看叛徒的眼神看她，到了新疆后，难得来一封信，她每次想着眼不见心不烦时，他的信就来了，信的意思归纳归纳，不管前头说了什么，总归就是前面铺垫要钱的借口和最后开口要钱。
    在为儿子结婚支付了一笔不少的钱后，她已决意不再给他一分钱，她知道，如果学会精打细算，弘时的工资绝对够他应付生活中出现的大部分情况。弘时要了几次得不到回应，又变了花招，开始拿孩子说事。
    这一招可以说捏住了李素心的软肋，她能硬着心肠不给成年的儿子金钱支援，却做不到对着还是个婴幼儿的孙子无动于衷，只能忍着恶心给他寄钱。
    寄出钱后，她走到政府所在地，门口的士兵一如既往的敬业，站得如同标枪一样纹丝不动，检查过她的证件后，确认无误，就放她进去了。
    政府机关里也没几个人，因为大家都放假了，移栽来的常青树丛间只能看到军装，偶尔才有一两只麻雀。
    她走进朱琳的办公地，这里既是办公场所，也是她的住处，几个警卫兵在大厅里围成一圈斗地主，见她进来了，才收拾起嬉笑的嘴脸，跟她打了个招呼：“哟！李工。放假了还过来？有预约没？”
    李素心说：“预约过了，我们部门本来是要提交明年的预算，结果今年又早放了一天假，没赶出来，没交成，早跟秘书室的人说好了，今天过来交。主席人呢？”
    警卫兵笑着指了指后头：“年帅过来了，陪着主席聊天呢！我们无聊得很，就一块儿斗会儿地主。”
    “少斗地主为好，小心叫年帅看见你们不干正事儿。”李素心轻飘飘的说。
    她说完就走了，走到后院时，隔着玻璃落地窗，就看见年嬿婉向后仰靠在沙发上，对面的朱琳手里翻着一本书，两人正不知说些什么，神情都很舒缓，相互之间的那种磁场，叫人看了就觉得温馨。
    朱琳抬头看见了她，笑着招手叫她进去，李素心很奇怪，明明朱琳也是快五十岁的人了，这个任谁也能一眼看出来，她常年伏首案牍，加班熬夜是寻常事，皮肤老得很快，可奇怪的是她看着一点儿也不显老，只是美得更优雅、更有韵味。
    当年她初见朱琳的时候，就被她的长相惊艳过，现在过了十几年，她的身上更多出了一种别样的美丽。
    她快步进去，窝在沙发里的年嬿婉也挑高了眉看过来，精致的五官完全脱出了少年时的青涩，一顾可倾城，眉目间又蕴着一股子英气，令人不敢逼视。
    但她也不怕她，现在毕竟是共和国了——这个事实令她一想起来就想微笑——纵然位高权重如朱年，也不能让旁人因为她们一个眼神而战战兢兢。
    客厅里光线充足，一缕阳光透过窗子照进室内，正好照在一株修剪得整齐好看的富贵竹上，叫人看了就懒洋洋的。
    她说了自己的来意，朱琳便起身带她去了书房，请她坐下说。她把文件交给朱琳，只略做回忆，清了清嗓子，就有条不紊地讲了起来。
    朱琳比照着文件，一会儿沉默地听她讲述，在纸张的段落上勾划记号，一会儿眉头紧皱，不客气地提出疑问。
    李素心不慌不忙，总能针对她的疑问给出恰当的回答。两人有问有答，说了两个多小时才说完。
    出书房的时候已近中午，朱琳看了看墙上的表，就邀请她留下吃午饭。李素心欣然应邀，跟着她坐到了餐桌前。
    尽管贵为国家主席，朱琳的餐桌仍然是简单的，四菜一汤配馒头，菜都是素菜，豆芽豆腐白菜菠菜什么的，汤是什锦汤，掌勺的人厨艺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