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突地一跳，挣扎着对袁承书说：“让我下来。”
    袁承书不以为然：“别动，我带你到店里坐下来。”
    街道的交通堵塞，宾士车放慢了速度，汇入我们身侧的车流。
    我的脸被挤在袁承书的胳膊里，视线有些模糊不清。
    轿车的车窗正缓缓地往上摇。
    隔了一个车道的距离。
    交错的一瞬间。
    男子英俊苍白的脸庞一闪而过。
    心底惊动跳痛，心脏被一根丝细细地抽动。
    我仿佛看见命运已经开始流转。
    只是迟了一步。
    我身边的人，已经不是他。
    在望过去，视线的最远处，那辆车已经消失不见。
    我闭了闭眼，感觉有液体，炙热地烫在眼角，引起异常的刺痛。
    袁承书似乎毫不察觉，他在将我放在地铁口旁的一间咖啡馆，问老板取来冰替我敷脚踝。
    他将冰袋放入我手中：“意映，我同事在值班，我需回去看看是否要支援。”
    我勉强收回心神，对他点点头：“谢谢你。”
    袁承书说：“我一会回来载你去医院看看。”
    我说：“不用了，我待交通情况好一点再离开。”
    袁承书简洁地说：“我们电话联络。”
    他主神大踏步朝外走去。
    墙上的电视本港新闻正在转播这场意外事故。
    市民走难出来，对着赶来的记者的大谈劫后余生的感受。
    我手掌握着冰块压在肿胀的脚踝，冰凉的触感，镇定了我无比慌乱的神经。
    就是在那个早晨，周围人声鼎沸盈天。
    我坐在靠窗的一束阳光中。
    全身又空又冷，一直掉眼泪。
    （六十）
    其实时间很快，人在其中却觉得无比漫长。
    纵然心底有多煎熬，工作倒是顺顺遂遂起来。
    我在十一月份直升分部门设计师创作总监。
    有了一个独立办公室，手下领了三个年轻助理。
    每天上班下班，在图纸和客户之间反复周旋。
    颇有点以此事业为人生慰藉的味道了。
    周末袁承书开车，带我和托比去薄扶林看望狗狗。
    在闹市区堵车，车子被塞在弥敦道上，我自车窗往外望去，对面大厦的墙上，荧幕墙壁上闪烁着大幅的劳通银行标志。
    我面无表情望着那象征着财富和权势的菱形标志，在日光照耀之下，流泻出一道无以伦比的光芒。
    我记得总部高耸入云的大厦，和三十八层的高楼上的那个人。
    只是在这样的时与地想起来，却再也捕捉不到一丝一毫的真实感。
    我终于是和他，再无一丝关系。
    就是这样了吧，我们早就错过了。
    早在五年前就宣告终止的感情，只是我们都不甘心，我回国来这一段，未免都有些半推半就的一试再试。
    这一段向命运强要来的时光，未见收场是如何惨烈。
    时间走了就是走了，怎么追得回来。
    前面车流开始移动，袁承书敲了敲驾驶盘：“你经常走神。”
    我轻轻笑笑。
    袁承书无奈摇头：“人不走丢就好。”
    袁承书算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他身上有着某种端正磊落之气，见识谈吐落落大方，重要的是，他对于旁人是真正无一丝窥探欲的待人以诚，大智若愚莫非如此，他是真正懂得享受生活的人。
    不似劳家卓，他身上负担太重，心思太深沉，锦衣玉食自然是讲究的，却少了世俗烟火的快活，他将一切看得太透，是以难免郁郁寡欢。
    托比在后座蹿来蹿去，袁承书喊我说：“意映，看看狗狗怎么了。”
    我又走神了。
    要是真能够忘得掉他，或许我可开足十二支香槟庆祝。
    袁承书喜爱户外运动，趁着冬日未真正来临之前，计划着要带托比去郊野公园登山，我们第一次就去了麦理浩径，这条连接了西贡到大榄八个郊野公园的远足径，是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天堂，我的体力不足够，只攀登了首段，在布满奇石的海岸沙滩停了下来，托比欢快地在沙滩上奔跑，还找来好多漂亮的石头哄我开心。
    我大口大口地吸入空气，感觉肺撑到像一个气球，整个人轻松得要飘起来。
    袁承书手上拎着大袋零食和饮料。
    还分得一只手来摄影。
    我们下山时，他小心地站在山路外侧，随时注意着怕我摔跤。
    途径的人纷纷投以微笑，在路人看来，我们也是美好的年轻人。
    生活的真相，从来可以人言无三二。
    有时我们下班了偶尔也会一起吃饭，像任何一个在中环写字楼的上班族，日暮时分散落在各家餐馆和酒吧，用食物安慰一天的辛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