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责备：“你们也不注意点。”
    梁丰年无奈地说：“这一个礼拜事务浩繁，我们也没有办法。”
    这时梁丰年手边电话响起，他接起来只听了一句，随即脸色骤变对着那端喊：“拨救护车——”
    苏见已经即刻朝着入口飞速地冲了过去。
    我拔腿跟着跑过去。
    夜色四合中，停机坪地面上隐约闪烁的灯光，跑道上停泊着一架私人商务飞机，机身修长洁白，只在尾翼有一枚劳通菱形的标志。
    我跟着苏见飞跑上舷梯。
    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需要私人飞机——再舒适的头等客舱对他而言都已太困难，因为他身体实在太糟糕。
    机舱内灯光柔和明亮，左侧有一张容纳四个人的方型会议办公桌，旁边是一组沙发，后面是一个小餐厅和吧台。
    劳家卓坐在办公桌旁，白衬衣套一件西装式银灰马甲，助理正扶着他站起来，他脸色煞白一片，一手撑着桌面身体已经是摇摇欲坠，苏见疾步过去搀扶着他在沙发上半躺下来，然后动手利落地解开他衬衣，一手托着他的头部头向后仰，保持呼吸道通畅。
    我凑近他身前，他口唇发绀，大汗淋漓，意识似乎已缓缓陷入昏迷。
    苏见急道：“映映，给他吸点氧！”
    我环视了一圈，看到沙发背后置有简易氧气枕，我迅速动手拔出袋子上连接着的橡皮胶管，撕开一次性鼻导管，打开开关检查氧气通畅度，用棉签醮了些许冷开水润滑，然后托起他的脸庞，将导管小心缓慢地插入他的鼻咽部。
    我仔细观察他的反应，并无呛咳和喷嚏现象，这才用胶布将橡皮导管固定在他的上嘴唇。
    一切不过是一分多钟的事情，做完这一切，我方发觉全身已经是瑟瑟发抖。
    劳家卓胸膛艰难起伏的呼吸稍稍好转。
    我轻轻握着他的手叫他名字：“家卓？”
    他反手无力地握了握我的手。
    我极力平定心神，查看他病发的症状，心悸，胸痛，伴随呼吸困难。
    剧烈的胸口疼痛会引发病人的濒死感。
    我竟然一直不知道他身体的具体情况。
    梁丰年从外面进来，脚步急促：“车开进来了，送他去医院。”
    苏见点点头。
    机场的车子在跑道上开路，司机已经将家卓的车开进来。
    苏见和梁丰年撑起他，几乎是半抱着将他扶进了后座。
    苏见说：“映映，过来。”
    他将我塞入他的身边，然后推上车门大声吩咐：“徐峰，注意安全！”
    车子已经像离弦之箭一般朝外驶了出去。
    苏见和梁丰年的车紧紧地跟随在后。
    他极力忍受着苦痛，虚弱地倚在我身上，我挤压氧气袋，腾出一只手握住他的手，说出来的两个字都轻轻打颤：“家卓——”
    他气若游丝地说话：“没事……”
    车子一路开得风驰电掣，每一分钟都漫长得好像是鞭骨笞血一般的煎熬，大约二十分钟后几辆车急驶入市内医院。
    劳家卓神智都还清楚，一直握着我的手。
    他被推入急诊室，胸外科的主任已经赶来，正在交代护士请心外科会诊，劳家卓在急诊室抢救了一刻钟即刻被送往手术室。
    主刀医生已经洗手准备上台，助理医生过来术前谈话，字是苏见签的，他非常的镇定，似乎应付这样的场景已经不是一次两次。
    看着手术室亮着的灯，我遭遇如此生死劫难，从头到脚的每一寸都是冰凉的。
    苏见扶住我的肩膀将我带到的一边的椅子上休息，他宽慰我：“别担心，他不会有事。”
    我惊魂未定，睁大眼看着他，嘴唇都还在哆嗦。
    苏见有些可怜地望着我：“映映，冷静些。”
    我坐在椅子上，绞着手指一分一秒地捱过漫长的时间。
    一个小时后劳家卓被送出来，推入病房，他胸膛插了一根管子，有粉红的液体流出来。
    那是胸部血管破裂流出的血。
    我站在病床前看了一下他的生命体征，麻醉状态都还算稳定，已经出现了苏醒征兆。
    苏见陪了一会，扶了扶我的肩膀，低声说：“别太担心。”
    苏见站起来走出去。
    我怔怔守着他，直到后半夜太困倦，蜷缩在沙发上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发觉自己睡在床上，套间外的医生正在和苏见谈话，医生建议将病人转回香港治疗。
    梁丰年一早已处理好转院的事宜，苏见询问我是否要一同过去。
    我摇摇头。
    梁丰年说：“江小姐，你过去陪陪他。”
    我说：“我不是医生护士，跟过去有何用？”
    苏见拍了拍梁丰年的肩膀，用眼神制止了他的继续说话。
    这时护士敲门轻声说：“苏先生，劳先生醒了，要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