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这么大的事故，悲痛之余，沉甸甸的、不可推脱的责任也压了下来。在实验室里，每个人都处在半崩溃的状态，就在这个时候，长泽无意间碰到了AI控制器，洛斯——就是那七个人之一，突然醒了过来。

    我们又惊又喜，但不过一会儿，又被浇了一盆凉水。和洛斯对话……就像和AI对话。或者说，他已经不是洛斯了，他是……被‘AI化’的人。

    在向地球上的火星研究所汇报之前，长泽阻止了我。

    我和长泽在来空间站之前就认识了。我们互相欣赏，算的上是彼此的半个知己，在那种惊慌的状态下，他的话对我非常有用。

    他说，不如再试一试，既然我是AI方面的专家，能不能再试着‘溯洄’，把他们救回来。

    ‘溯洄’是我一生都忘不掉的词，也是我所做的，最懦弱的决定。

    我同意了。其余三个人表示默认——他们是资历最短的研究员，不知是同样的惶恐、胆怯，还是对上级的信任与遵从，让他们做了这样的决定，也……放弃了自己的人生。

    我们一次次地尝试脑部连接，去修复问题，甚至把自己当试验品。

    我小时候落过水，最怕的就是在水下那种无法呼喊的绝望。有一次进行脑部连接的时候，居然真的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在一旁的年轻研究员强行中断了连接。

    现在想来，那是人脑意志对AI的反抗，如果不及时中断，我可能会被AI夺取意志——在二零二一年，这听起来还像电影里的场景。

    但长泽却因为这件事受到鼓舞，他不眠不休、反复试验，居然真的‘唤醒’了已经‘死亡’的七个人。

    长泽是个天才，他甚至把那七个人的过去数据化，输入到他们的大脑中，如同借上帝之手演了一出‘复活’。

    那个时候，距离那场事故已经一周了。这期间我甚至有些侥幸地想，这件事是不是就这么过去了？我们是不是还能继续探索火星的使命？

    但同时，我的内心也焦灼不安。这违背了一个科学工作者的原则，甚至违背了做人的原则。最后，我还是找到了长泽。

    我们大吵了一架。

    长泽说我不知好歹，如果如实上报，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都会化作飞灰。他所研究的‘云轨车’也一定会被迫中断，甚至会影响到日本在火星研究所的话语权。

    我斥责长泽不顾道义，让已死之人如行尸走肉般活着，相当于剥夺了他们尊严。他却说，让他们的家人得到死讯才是更加残忍的事情。

    是啊，身死异乡，都够慨叹良久。身死宇宙，又该多悲凉啊。

    我屈服了。但这种矛盾的心情日夜折磨着我，过了些日子，我又找到了长泽，告诉他我实在受不了这样，另外三个研究员也会受不了的。

    长泽说，不会。

    他接下来的话，成为了我的噩梦。

    他说，那三个人，也已经变成了‘AI’。之所以我还好好‘活着’，是因为我还有用。这是他一生事业的关键时刻，没有任何人——他说，没有任何人可以成为他的绊脚石。

    我顿时明白他做了什么，被好友背叛的愤怒、对所信任之人的失望感疯狂地涌上来。但随即，整个空间站只有我们两个‘活人’的孤独感就把我淹没了。

    我再也无法面对曾经带着一腔热血与理想的空间站，提前离开，返回了地球，并以身体不适为原因辞掉了工作。

    随后的一天，我在东京躲过了一次暗杀。回到家看到妻儿的一刻，我仿佛被深深的不安扼住了咽喉。

    我不确定暗杀我的人是不是长泽智和，但人总是一步错，步步错。我怕给家人带来危险，便执意带着他们回到了美国。

    而我也顿时明白，即便站出来说出真相，长泽也会以某种我不可预知的方式予以对抗。

    那些日子里，我没日没夜地研究AI技术，甚至把自己过去的几十年都数据化，做成了一个‘AI版罗纳德·布朗’，并录下了这段‘回忆’，留下了三把‘钥匙’。

    一把是我妻子的‘基因认证’，一把是我孩子的‘基因’，作为给他们的交代。最后一把，我放在了自己的母校，那是我科学理想开始的地方。如果警方查到了那里，就可以开启这段往事。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死了，另一个‘罗纳德·布朗’就会出现，他的使命，是把这段懦弱、残酷的过去带到世人面前，为那十个曾经鲜活的生命正名。

    我不是一个好的科研工作者，不是一个好丈夫，更不是一个好父亲。我从没有给到儿子足够的陪伴，也许还要早早地离开他，看不到他一天天长高、一点点变成熟、成家立业、娶妻生子。我爱他越多，愧疚也就越深。

    但不管是谁开启了这段‘回忆’，都请你把这段话带给我的孩子。

    我做过无可原谅的错事，但回顾一生，还是有两个愿望。

    愿献身科学，魂归星河；愿你一生平安，自由顺遂。若一定要选择一个，那，你的幸福胜过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