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可怜的法兰西经济而言，巴拿马运河公司事件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屋子里炸开，除了在炸弹旁边被炸的尸骨无存的可怜虫，屋里余下的所有人的脑子也都被震的嗡嗡作响。报纸上连篇累牍地谈起十七世纪荷兰人的郁金香狂热，英国的南海公司泡沫，以及上个世纪初法兰西的密西西比丑闻，将这场总的崩溃与历史上的这些类似事件相提并论，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整个经济的基础开裂了，伊伦伯格银行的崩溃引发了连锁反应，三天之内，全法兰西有十六家银行宣告破产，这就像是一座房屋起了火，而呼啸的狂风又把火势扩散到邻近的建筑，于是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内，整个街区就都被烈火吞噬了。
    于是，在运河公司崩溃的几天以内，全国民众就已经陷于惊骇之中，为了保住自己的毕生积蓄，他们在银行的门口排起了取款的长队，以至于政府不得不对每天取款的上限进行限制——每个账户不得超过一千法郎。当然，与大多数的规章制度一样，这样的限制仅仅作用于普通人，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物甚至都不用自己出面，就能从银行的金库里提出数以百万计的现金，再把它们存到英国或是瑞士的银行里去，这类的消息更加剧了普通储户的不满，在克莱蒙费朗，愤怒的储户们甚至纵火烧毁了当地的一家银行。
    在这阵破产的狂潮里，损失最为惨重的当然还是那些无名无姓的中小投资者。每天都有无数倾家荡产的人流着眼泪悄悄写下给家人的遗书，然后在天没亮前偷偷从家里溜出去，在城外森林的荒僻之处颤抖着把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或是用腰带将自己的脖子吊在树杈上。类似的事情实在是太多，它们当中的大多数都不会引起报纸的兴趣，这样的悲剧是无声的。
    无数人加入了破产者的行列：那些靠年金和退休金生活的老人；将自己的毕生积蓄用来购买股票的外地投资者；每月的生活费都要精打细算的的农民；一辈子没有嫁人的贫困老姑娘。这些人被狂热的投机风潮吸引，进入了一个他们并不了解的市场，仅仅几天前，他们的财产数字还在不断增长着，可几天以后，一切都像是清晨的露水一样，在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以前就蒸发了，消失了！他们茫然不知所措，陷于恐慌当中，就连最偏远的乡村也不能免于冲击。这简直是一场比中世纪的黑死病更可怕的灾祸，无数的家庭被交易所的崩盘轧断了腰，不知什么时候才有复兴的希望。
    阿尔方斯用黄金堆起来的巴别塔垮塌了，他曾经亲手用金币建立起这座高塔，可也是同一只手将它一把就推倒，让崩溃的残骸将无数的牺牲者压成肉泥。杜·瓦利埃先生这类赌徒的投机所得，老实商人经营十几年所积攒的进项；退休的文员一笔一笔省下来的积蓄；外省的农民省吃俭用准备用来养老的零碎票子——这一切都落入了阿尔方斯欲望的深渊当中，而这深渊却是永远也填不满的！
    然而讽刺的是，报纸上却并没有太多对银行家们的指责之声：绝大多数的报纸都被这些金融巨头和大资本家所掌控，而这些人都从阿尔方斯的胜利当中沾了光。他们若是放任自己的报纸指责阿尔方斯·伊伦伯格，也就等于是把民众的怒火引向他们身边，难免会引火烧身。因此主流媒体的口径也出奇的一致，所有的抨击都仅限于巴拿马运河公司，而“罪魁祸首”则是这条运河的提倡者和设计师费迪南·德·雷塞布，这只不过是隔靴搔痒罢了，愤怒的法国民众需要找到一个更为显眼的目标来发泄自己的怒火。
    因此在最初几天过去以后，舆论所指责的对象就变成了政府和议会——根据所披露的运河公司文件显示，议会当中收过巴拿马运河公司“特别津贴”的议员至少有一百零四位，这其中许多都是曾经担任过内阁部长的重量级人物，就连成日里以正义之声自居的克列蒙梭也不能免俗，同样收受了来自运河公司的政治献金。在如此情况下，还有谁可以信任？毫无疑问，巴拿马运河公司能够用欺诈的手段搜刮如此巨量的财富，自然也是依靠着这些沆瀣一气的官员们的保驾护航，这些议员和部长们平日里自诩为人民的代表，却为了几根骨头充当金融家的走狗！第三共和国的政府究竟是为谁服务的政府？既然在共和国引以为傲的民主政体当中，政府的官员都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那么为什么竟选出了这样混蛋的政府呢？
    于是，正如1789年，1830年，1848年和1870年所发生的那样，革命的阴云已经在天边聚集起来，在巴黎这个政治活火山的下方，传来了不祥的隆隆回响。在拉丁区，大学生们在自己公寓的阳台上挂上了巴黎公社的红旗，而路人都为他们的举动高声喝彩。警察总监进退两难，既不愿意因为放任自流而影响自己的仕途，又深恐贸然行事会火上浇油，于是只能派出警察去好声好气地劝导这些学生，可换来的只有对方的冷嘲热讽和路人的辱骂，甚至连警察们自己都士气低迷——在警队当中同样因为交易所的风潮倾家荡产的也大有人在呢！
    军队的忠诚程度也同样值得怀疑，由于军官们的薪俸每次增加都需要议会的批准，他们的工资水平一直落后于社会上的平均水准，因此许多军官也加入到了投机的狂潮当中。军队本来就对共和国和议会政体颇有微词，这样一来双方更是离心离德。一旦巴黎有事，政府能否依靠军队维持秩序，恐怕也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