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闲话，老人家。您说给我听听。”
    “去年春节，老大到我家去看我——我这个哥哥不但把孩子们照顾的很好，他对我也很照顾，那天中午，我们在一起喝了酒，就我们两个人。酒喝到高兴的时候，我们提到了孩子，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哥很是羡慕，我知道，他是在安慰我。”
    “此话怎么讲？”
    “不瞒你们说，我这个女儿很孝顺，两个儿子就差远了，他们需要钱的时候就回来找我，没有事情的时候，从来不回来坐坐，还是大哥是有福之人，生了四个乖巧懂事孝顺的女儿。”
    “陈耀祖怎么说？”
    “他说，四个女儿确实没有话说，剩下半句话被他咽回去，之后，老大就把话题岔开了。”
    “按照您的判断，陈耀祖咽下去的后半句话会是什么呢？”
    “他对女婿不是很满意，他应该是这个意思。要不然，他怎么会在遗嘱里面写上他百年之后，左所大街的三处房产自动归到三个女儿的名下呢？活着的时候，他对女婿一直心存戒心。活着的时候，他能看着自己的女儿，伸腿之后，就管不了那么多了——不放手也不行了。天下做父母的不可能陪伴儿女一辈子。”
    “他请您作为遗嘱的公证人，是不是想请你在他百年之后，多照应四个女儿呢？”
    “老大在世的时候，当着四个女儿的面说过这样的话，要不然四个侄女儿怎么会听我的呢？其实，老大的那些话是说给几个女婿听的。特别是说给那个罗开良听的。”
    “为什么要特别说给罗开良听呢？”
    “老大是一个爱面子的人，我们陈家在东门镇从来没有让别人戳过脊梁骨。罗开良在外面拈花惹草。要不是老大管着他，还不知道会是什么熊样呢。”
    “老人家，请您回忆一下陈耀祖出事那天晚上的情况。”
    “那天夜里面十点多钟，我听见有人敲门，门敲得像擂鼓一样，敲门的人是张登科。我就随他赶到了黄窑岗。”
    “等我赶到的时候，老大已经断气了，他躺在床上，一家人哭成一片，乱成一团。”
    “您赶到陈耀祖家的时候，都有哪些人在场呢？”
    “四个侄女儿和侄女婿都在，还有柳妈，我妹妹耀英随后也到了，还有外甥钟子童。”
    “外甥钟子童？”
    “钟子童是堂妹的小孩，和我们走得比较近。”
    欧阳平之所以有疑问，是因为，在他的记忆里，陈耀祖的妹夫叫郑其亮。
    “老人家，您请接着说，当时的情况怎么样？”
    “对了，你们要是不问这个，我一时还想不起来呢？”老人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我想起了一件事情，当时没有特别在意，现在想一想，确实有点问题。”
    “老人家，您快说。”
    所有人都来了精神。小曹适时地给大家添了一点开水。
    “我问梅子老大走了多长时间，他们都说，刚走没有一会。”
    “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吗？”
    “不对——他们说的不对。”
    “有什么不对？”
    “我摸了摸老大的手腕，又摸了摸胸口，一点热气都没有了，我估摸，老大走了至少有四五十分钟。他们却说老大刚死没有多久，顶多二三十分钟，因为他们听到老大喊了一声。人断气二三十分钟，胸口应该是有热气的。”
    欧阳平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一根铁钉从头顶植入，不可能不留下任何痕迹，最起码应该留出一点血来吧！凶手肯定要对尸体进行处理，处理干净之后，才能弄出密室。因为，在给死者穿衣服之前，是要对死者的身体进行擦洗的。
    “科长，清洗血迹，头发就是湿的，这样不是会被发现吗？”坐在旁边的李文化道。
    “他可以用酒精，酒精挥发的比较快，你不要忘了，三月二十九号的晚上陈耀祖出事之前可是喝了酒的，用酒精清洗头发里面的血迹，是不大容易被发现的，到吴所长和汪小引赶到现场的时候，小汪，你和吴所长是什么时候感到陈家老宅的呢？”
    “第二天早晨五点钟左右。”汪小引回答道。
    “这时候，酒精早已经挥发殆尽，而陈耀祖口腔里面的酒精应该还在。吴所长和汪小引没有检查头发，即使他们检查，也不可能发现，因为，死者的头发非常密。铁钉的头部是褐色的，而人的头皮也是褐色的。至于我们很容易就在陈耀祖的头骨上发现了铁钉，那是因为包裹头颅的头发和头皮软组织都没有了。”
    接下来，被请进古董店的是罗开良。
    罗开良戴着一顶黑灰相间的方格鸭舌帽，上身穿一件藏青色呢子大衣，大衣里面穿着一件高领毛线衣，下身穿一条带竖条纹的蓝颜色裤子，脚上穿一双棕色的棉皮鞋。看上去像一个阔佬。言行举止也有些斯文的味道。
    走进古董店的时候，罗开良的嘴上叼着一支香烟。
    罗开良在椅子上坐下，他想跷二郎腿，但没有跷，最后还是选择让两条腿规规矩矩地放着。
    罗开良的年龄在五十五岁的样子。
    “你叫罗开良吗？”
    “是。我叫罗开良。”
    “多大年龄？”
    “今年五十五岁。”
    “干什么工作？”
    “我在镇文化馆工作。”
    档案资料上显示，罗开良是东门镇文化馆的馆长。此人有一些文化，写得一手好字，还是一个京剧票友。
    “罗开良，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晚上，陈耀祖出事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
    “案发当时，我在床上——在床上躺着。”
    “你一直在床上躺着吗？我是说，大家发现陈耀祖出事以后，你也在床上躺着吗？”
    “不，后来，我爱人梅子和张登科把我架到楼下——我刚做过手术，当时还不能下床。”
    “下去以后，你看到了什么？”
    “老岳父躺在西厢房的门槛里面。身体蜷曲在一起，老岳父大概是想打开门，但没有打开就倒下了。”
    “从你爱人陈梅发现陈耀祖躺在地上，到把你架下楼，这中间相隔大约多长时间呢？”
    “想不起来了，当时很乱，我听到下面的嘈杂喧哗声以后，喊了好几声，但没有人理我，我估计他们没有听见我的声音。我的声音比较低——我刚做过手术，不能用力。”
    “刚做过手术”，这句话已经说了两遍。
    “在你们听到陈耀祖呼救之前，陈梅在什么地方？是你一个人呆在房间吗？”
    “对不起，我想不起来了，但我们都听到了老岳父的声音。”
    欧阳平想弄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陈耀祖在西厢房里面呼救的时候，罗开良到底在不在床上，他是不是和陈梅在一起。从已经掌握的情况来看，罗开良应该呆在自己的床上，因为他刚做过手术，无法下床走动，但作为一个刑侦工作者，是不会轻易相信未经证实的说辞的，任何说辞，特别是关键的环节，都必须有事实做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