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皇帝这么一松口，严世藩为首的严党的事情可就好办了，“改桑回稻”的政策以“国策”之名很快向江南推行下来，并伴随着嘉靖皇帝关于“改稻田为桑田一事乃违背祖制、伤害国本”的严厉训斥。
    南直隶的权贵豪门早已闻风而动，这些豪门自然在朝廷内部都有扎实的关系，这些朝廷内部的关系早已将“改桑回稻”的“风声”吹给他们，他们迅速地行动起来，大量地囤积钱财和粮食，并搜寻着能下手的目标，但是他们最主要的行动仍然是推动南直隶的官员做出配合他们的行动。
    南直隶官员得到朝廷的政令，自是不遗余力地“配合”江南权贵，南直隶布政使司很快下达政令，要求金陵、钱塘、苏州、松江、扬州、镇江等各地官府，以及各地的县级官府实行“改桑回稻”的“国策”，并作出严令，在一年之内必须将各自辖区之内的一定数目的桑田改回稻田。
    对于平民百姓来说，他们将稻田改成桑田也是投入了大量的银钱成本的，毕竟田地不种稻米，改成种桑苗，意味着他们失去稻米的收成，而桑苗长大能够产出桑叶，则需要至少三季的时间，许多百姓的桑树刚刚有收成，养得桑蚕刚刚产出生丝，结果就面临要将桑田改回稻田的“噩耗”，这意味着他们此前投入的银钱都打了水漂，刚刚长成的桑树要被毁掉，而且他们种下稻子也得等至少一个季度之后才能有收成，这对那些富户来说，他们还承受得起这般损失，但是对于普通的农户来说，这可能让他们陷入困境。
    事实上，江南大量将稻田改成桑田的平民百姓在这个“改桑回稻”的政策逼迫下陷入断粮的绝境，他们毁掉桑田，就毁掉所有的收成，而他们已经没有余钱，也没有余粮，在下一季稻米收成前的三四个月里，他们将无饭可吃，面临饿死的绝境。
    这个时候，对于江南的权贵豪门来说时机就成熟了，他们立马带着银钱和粮草下到乡间，看准了那些此前冒险改种了桑田，如今面临断粮绝境的农户，以低贱的价钱向他们购买田地，这种行径无异于趁火打劫，原本值三十两银子的一亩良田，如今这些豪门只出十五两银子的价钱。
    大多数的农户自然宁肯饿肚子借粮，也不肯如此贱卖田地，因为对于农户来说，田地就是他们的性命所在，没了田地，他们就成了没根的人，相当于丢了安身立命的活路。
    但是仍然有一部分着实是贫困得没办法的农户，他们在那些豪门权贵的威逼利诱之下只能忍痛卖出了田地，这些农户有的是一家老小嗷嗷待哺，哪怕借了粮也挨不过这三四个月的稻米收成期，更还不了借粮的债，只能在绝望之下卖了田地，有的是被豪门权贵连哄带骗，以二十两银子一亩地的价钱卖出了田地。
    总之，这次朝廷下派的、由南直隶地方政府施行的“改桑回稻”国策施行得颇为成功，在南直隶政府的高效执行之下，每个城镇、县乡都有超过五分之一的桑田改回了稻田，中央朝廷的律令和精神得到了有效的贯彻。
    同时，在这一次国策施行的过程中，江南地方的大世族、大豪门竭力地配合南直隶布政使司的行动，有效地推进了国策的施行，如此“识大体，顾大节”的精神得到了南直隶布政使司的赞许。
    但凡明眼人都不难看出，这些江南豪门权贵自是为了兼并土地才这般积极地配合官府的行动，但是这件事情施行到如今，在复杂的博弈、平衡的过程中，事情的真相已经变得混沌难辨，嘉靖皇帝的立场已经模糊，严党的初衷已经模糊，南直隶朝廷的算计也已经模糊，只有江南地方权贵的诉求和目的清晰如故，但他们那恶毒的初衷在混沌的局势中已经被掩盖得同样模糊不清。
    嘉靖皇帝自然还记得他的严令：“施行此政策时，不得强行兼并，不得损害百姓财产性命”，但是南直隶布政使司能够冠冕堂皇地、自信地呈报嘉靖皇帝，这次“改桑回稻”的国策施行顺利，没有平民百姓的财产性命受损害，没有激起万岁爷最担心的民变和动乱，确实有一部分百姓卖出了他们的土地，但是那只是极少部分的百姓，这些百姓原本生活贫困，即使没有“改桑回稻”的国策，这些百姓也已然沦落在卖田地的边缘，这大都与这些百姓自身“不听圣人教化”有关，这些百姓原本就不是纯正的良民，沦落到失去田地的境地，只能怪他们自身不念皇恩浩荡，而是好吃懒做，不思进取。